序

东晋王朝的确立及其政治白丝足交

从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前后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不错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东晋开国到孙恩携带农民举义为止（公元317—404年）。在这一个阶段里，朔方流一火南下的管事东谈主民和江南的土著住户启动汇合，他们一边勤苦地征战江南，一边坚持进行北伐。在坚持坐蓐斗争和民族斗争同期，他们还和统治阶级进行不合股的阶级斗争。第二个阶段，从晋末刘裕秉国到陈一火（公元405—589年）。在这个阶段启动，由于孙恩携带的农民举义，笨重地打击了世族专政的统治，从而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巨大发展。但是，江南经济得回巨大发展以后，田主阶级集积了无数钞票，东谈主民的生涯却莫得改善，世家巨室在饱和生涯中日益腐化了，他们终于招致了侯景之乱，给江南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浮松。陈的统治期间，不仅版图比前狭小，就是从经济发展的速率而言，也不如侯景乱梁以前那么速即了。

第一节 朔方世家巨室的南渡与东晋王朝的确立

江东世族田主的“三定江南”　江东的世家巨室自东吴消一火（公元280年）后，并不因东吴政权的灭亡而跟着灭亡；他们的庄园，仍旧是“牛羊掩原隰，田池布沉”；他们的庄园之内，仍旧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他们的经济基础，少许也莫得动摇。诚然，朔方的东谈主士从某一角度看来，以为西晋政权笼络江东世家巨室的职责作念得还不够好[1]，江东世家巨室出仕中朝——在洛阳任大官的东谈主还不够多[2]。然而江东世家巨室在江南的潜在势力与社会地位，依然有举足轻重之势，江东世家巨室的武装组织，仍然是弹压农民举义和地方割据的主要力量。

是以以周为代表的江东世族地面主，大要“三定江南”。什么是周的“三定江南”呢?

在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的五月，长江、沔水之间，曾爆发了张昌为首的农民举义，农民军的一支在石冰的统带下，攻下扬州，进破江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临淮（郡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民封云起兵反应，也袭破了徐州，举义军一时威望纷乱。虽然是年八月，张昌在江夏铩羽，而石冰、封云所统带的举义军却仍赓续在扬、徐一带进行着已然的斗争。江东世族地面主义兴（今江苏宜兴）周（祖父鲂，东吴鄱阳太守；父处，西晋御史中丞）连结“江东东谈主士”，推“东吴四姓”之首的吴郡顾祕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3]，动员江东世家巨室的田主武装，配合政府军，攻击农民举义军。公元304年四月，石冰铩羽，奔江北，投封云，云手下杀冰，云降。在石冰携带下的扬、徐二州农民举义，就这样地在江东世族地面主弹压之下完了。这就是“一定江南”。

自西晋灭吴以后，“南边米谷，皆积数十年”（《晋书·陈敏传》），西晋政府任命仓部令史庐江陈敏为合肥度支（后迁广陵度支），令其督运江淮漕米。敏后以功迁广陵相，转右将军。时华夏战乱，公元305年，敏收兵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扬州刺史。乃南略江州，“东略诸郡，遂据有吴越之地”（《晋书·陈敏传》），自称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楚公。他想拉拢江东世家巨室来确立割据江东的新政权，任命“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东谈主为将军、郡守[4]。但是这些江东的世家巨室田主们，却以为陈敏降生微贱，“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晋书·陈敏传》），不宁愿拥戴他作念江东之主。当西晋政府派兵挞伐陈敏之际，江东世家巨室以周、顾荣、甘卓为首，起兵反应政府，攻杀陈敏。这就是“再定江南”。

当陈敏想割据江东之时，吴兴东谈主钱起兵讨敏，敏破，西晋东海王司马越任命钱为建武将军，令率其部众解救洛阳。至广陵，闻刘聪攻逼洛阳，惧不敢进，遂自广陵举兵，杀西晋度支校尉陈丰，烧毁邸阁（粮仓），公元310年，自称西平大将军、八州都督，率兵渡江而南，进攻义兴。周又合股了乡里田主武装，击灭钱。这就是“三定江南”。

有了周“三定江南”，换句话说，有了江东世家巨室弹压农民举义、灭亡割据势力，从而清爽了江东的政局，此后东晋政权，才有在江东扎根的余步。

朔方世家巨室的南渡与东晋王朝的确立　西晋在八王混战后，接着王弥、石勒起兵，匈奴攻逼，搞得“华夏陌生，白骨涂地”。东汉末年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坞垒堡壁，至此普遍出现于西晋王朝的废地上。如阳翟（今河南禹州）庾衮“率其同胞及庶姓，保于禹山”。“于是峻险，杜途径，修壁坞，树藩障”（《晋书·孝友·庾衮传》），缮治刀兵，部勒部曲，敌东谈主围逼三次，都不敢进攻而退。这种坞垒堡壁的初起，诚然是一种共同保护生命财产的自保组织，但是由于子民和自耕农向它依附，以求得到卵翼，依附的农民又大都是在坞垒堡壁武装势力所能防患的隔邻地皮上进行坐蓐，以其剩余坐蓐物孝敬于坞主乡豪，于是坞主乡豪遂成为大的封建主，而依附的农民亦腐败为坞主乡豪的部曲、佃客，这样也就是更强化了封建的附庸揣度。

由于少数民族贵族武装势力日益发展，朔方的局势日益恶化，掌执坞垒堡壁携带权的世家巨室与地方豪强，就在军事上作出有接洽的出动。除了一小部分世家巨室，北投幽州刺史王浚、平州刺史崔毖或西走河西走廊投靠凉州刺史张轨外，大部分世家巨室率其系族、乡里、客东谈主、部曲，南渡江南。如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东北）东谈主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隐迹于鲁之峄山（今山东邹城东南），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后又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鉴后仕东晋，官至太尉。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东谈主徐澄之“与乡东谈主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晋书·儒林·徐邈传》）。那时朔方“一火官失守”的世族地面主许多求官吴越，如颍川（治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庾琛（衮弟）出任会稽太守，琅邪（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北）王澄、王敦分任荆、扬二州刺史[5]，果然纷纷渡江，切实掌执了长江中卑劣的要害据点，作好洛阳丧失后撤除江南的准备。

王澄是王衍之弟，王敦是王衍之族弟。琅邪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冠冕盛门，祥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是中朝数一数二的头面东谈主物。他看清了朔方局势，是以有这一些叮咛。这时掌执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天然也早有计较，事先在江南培育好我方的势力，作为我方以后的零落，琅邪王司马睿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的孙子，嗣琅邪王司马觐的犬子。觐夭折，睿袭封琅邪王。司马睿的封地邻接司马越的封地。在八王混战时期，司马睿一直在司马越卵翼之下，成为司马越的诚笃仇敌。司马越率军北上，参与宗室混战，就把我方后方军事笔据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交给司马睿去镇守。其后，朔方的局势日见恶化，而下邳又是一个“四战之国”，不易守御，于是司马睿苦求司马越，把笔据地从下邳移到长江之南的建邺，司马越正有从朔方失守退缩江南的策动，天然高兴司马睿的苦求。于是由西晋政府下令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令其移镇建邺；未几时，又以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他便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军政主座。司马睿的移镇建邺，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王澄出任荆州都督，是在同庚十一月；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是在永嘉三年三月，由此可见，在洛阳内容上掌执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和世家巨室的代表东谈主物太尉王衍，他们在那时已经启动叮咛好南渡的准备职责了。

其后洛阳饥困危险，司马越率领西晋的主力军十余万东谈主与王衍等退缩许昌。永嘉五年三月，越在行军途中病死；众推王衍为元戎，想护送司马越柩还葬东海（治郯，今山东郯城北）。四月，王衍等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宁平城（在今河南郸城东北三十五里），遭石勒军围攻，杜绝后患。同庚六月，洛阳亦失守，怀帝被刘聪所俘。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又陷落，愍帝被俘，朔方的司马氏政权，至此覆灭。公元317年，司马睿也就和过江的世家巨室，确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来了。

司马睿为琅邪王时，就和王衍的族弟、王敦的从弟王导（太保王祥弟王览之孙）“素相亲善”，王导对司马睿亦然“倾心推奉”（《晋书·王导传》）。东晋政权的确立，琅邪王氏翼戴之功居多。王导任至宰辅，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上游重镇，所谓“王与马，共六合”（《太平御览》卷495引《晋中兴书》），并不是造谣产生的一句话，是合允洽时内容情况的。有了世家巨室的相率渡江，此后司马睿能在长江以南重建政权。这个政权的主要维持既是世家巨室，于是北来的世家巨室到达江南以后，东晋政府除了“收其贤东谈主正人”（《晋书·王导传》）与之共图国是之外，还对其眷属温煦备至。如太原王佑子王峤，携二弟渡江隐迹，既到建邺，司马睿就下诏曰：“王佑三息（子）始至，名德之胄……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东谈主。”（《晋书·王湛传族孙峤附传》）可见东晋政府对于流离南下的世家巨室，温煦得是情至意尽的。

司马睿移镇建邺之初，江东世家巨室的魄力特殊冷淡，他们本来就瞧不起外来的一群“伧父”，对镇守建邺的琅邪王、安东将军司马睿同样不够疼爱，经过一个多月，司马睿竟莫得大要和江东的世族田主取得关联。王导意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乃在三月三日上巳那天，司马睿乘轿子出游，王敦、王导以及朔方流一火南下的世族地面主皆骑马奉陪，深广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江东世家巨室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朔方世家巨室日后要拥戴的江东之主，于是如“江南之望”的纪瞻、顾荣，见到这种神情，就相率拜睿于谈左。王导也就想笼络具有代表性的江东世家巨室顾荣、贺循，再通过他们的揣度，使所有这个词江东世族田主集团徐徐向司马睿逼近，乃进策于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东谈主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便请王导代表他去访谒顾荣、贺循。恰巧这时江南一带经过三次“变乱”，江东世家巨室也嗅觉到如果要爱戴住本阶级的利益，有必要确立一个和我方利害基本上一致，何况确凿大要代表门阀专政的政权，而司马睿所要组织的江东新政权，恰是这样的政权。因此，顾荣、贺循照旧王导拉拢，就报命而至，史称“由是吴、会风靡……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也就是说到这时候，司马睿除了已取得北下世家巨室的翼戴之外，再通过王导的拉拢，在利害一致的基础上，又得回江东世家巨室的拥护，东晋王朝成立的条目，完全老成了。公元317年，司马睿得到愍帝被俘的音问，先称晋王；翌年，改称天子（史称元帝），东晋王朝于是创建起来了。

由于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维持下出现的，东晋政权是西晋政权之重版，因此就决定了东晋政权的性质。“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足权贵”，这是东晋内务的基本主义。东晋初年，“偷石头（在今江苏南京市阴寒山）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唐塞”（《晋书·庾亮传弟翼附传》）。其时歌谣有“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入门记》卷20引晋元帝时廷尉卫展陈谚言表）的说法。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抢占，“庶民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太平御览》卷834引王胡之与庾安西笺），东晋政府也并莫得加以干预。昭着了东晋政权的性质，咱们对于这些情况，也就会以为是门阀专政的势必的后果，而不以为怪了。

祖逖北伐　东晋政权初建随即，匈奴刘聪的势力，才延迟到晋南、豫北和关中一带；羯东谈主石勒南进江汉失败，退而北据襄国，启动筹办河北；巴氐李雄时已占有巴蜀，北取汉中，西收宁州（治味县，今云南曲靖）。但除了成汉之外，由于刘、石仇视汉族东谈主民，肆行残杀，激起朔方汉族东谈主民的纷起抗敌。中山刘琨以并州都督口头屯晋阳，屡败刘聪[6]；平阳李矩为乡东谈主推为坞主，以荥阳太守口头，屯新郑（今河南新郑）；东郡魏浚与流民数百家，屯于洛北石梁坞（今河南洛阳市东洛水北），浚死，浚族子该领其众，以河东太守口头，屯宜阳一泉坞（今河南洛宁东，洛水北岸），与刘曜相拒；河南郭默率难民，利己坞，以河内太守的口头与李矩、魏该相犄角；乞活帅陈午，以五千余东谈主据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与石勒对峙；魏郡邵续，以冀州刺史口头，屯厌次（今山东阳信东南），与石勒相拒；续半子广平刘遐，以坞主为平原（今山东平原南二十里）内史，壁于河、济之间。他们不顾力量薄弱，经常以少击众，坚持斗争，如李矩的队列，收复了洛阳，打败了刘聪的雄师，使刘聪“愤恚发病而死”。塞外部族如辽西鲜卑段匹、辽东鲜卑慕容、代郡鲜卑拓跋犄卢等，也遥奉晋王朝，配合刘琨等和刘、石作战。

以上的神情，对于东晋北伐来说，瑕瑜常有益的。同期，那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也还有北伐的可能。然而以司马睿为首的东晋政权却是不测收复朔方，惟范阳祖逖，以一军北上。

祖逖，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东谈主，“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洛阳沦没，“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搭车马载同业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因此得回流民的爱戴，被推为“行主”（堡壁的首长为坞主，流徙的首长为行主）。到达泗口以后，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寻征入为军谘祭酒，徙居江南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逖以“戎狄乘隙，毒流华夏，今遗黎既被骄贵，东谈主有奋击之志”，苦求司马睿交给他北伐的任务。司马睿乃用逖为豫州刺史，只“给千东谈主廪，布三千匹”（那时政府仓库内有布二十万匹，绢数万匹），不给刀兵，也不给兵士，让祖逖我方招募。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逖率其底本随他流徙南下的部曲数百家渡长江，先在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起铁冶，锻造刀兵，陆续招募到二千余东谈主，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数出兵邀击石勒，“勒镇戍回复者甚多”，朔方的抗战将领如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以前相互攻击，很不和洽，到这时皆愿受逖指引。“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来信苦求通商，逖不答勒书，而听其通商，“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黄河北岸坞壁间的东谈主民，对祖逖也都十分维持，只消石勒方面一有军事性的举止，他们坐窝把情况证明祖逖，使祖逖有所警备，后果“石勒不敢窥兵河南”。

祖逖好容易把朔方的局势翻开，正在蕴蓄力量，准备向河北鼓吹，东晋统治阶级里面的矛盾却大大明锐起来。其时王敦同司马睿对抗，内乱势将爆发。东晋政府派大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合肥，来细心王敦，祖逖也要受戴渊的节制。逖“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引发病……卒于雍丘”（《晋书·祖逖传》）。逖死（公元321年），东晋内乱旋起，不久，祖逖收复的失地自淮水、汉水以北，又悉为石勒所攻占。

南北世家巨室的矛盾　据颜之推《不雅我生赋》自注中说：“华夏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一百个世家巨室，他们带着我方的系族、乡里、客东谈主、部曲到达江东以后，最进犯需要惩办的就是地皮问题。江南的膏壤沃野，自东吴以来，久为江东世家巨室所据有，北来的世家巨室，若再向归并地带发展，势必会毁伤到江东世家巨室的经济利益，那就毫无疑问地要遭受到江东世家巨室的猛烈反对，这样，南北世家巨室间的矛盾，就徐徐发展，东晋新政权也濒临着严重的危机。

东晋新政权是以北来的世家巨室为主要维持的，在东晋政权中，北来的世家巨室，极度占上风。这也使两地面主集团间除了在经济上的矛盾无法幸免之外，在政治上又表露为南北地域上严重的宗派斗争。洛阳丧失，朔方的世家巨室，纷纷渡江，司马睿尽量争取他们来“佐佑王业”，于是北来的“一火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而江东的世家巨室，如以后贺循任太常，纪瞻、陆晔为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司马睿这种应答收兵的魄力，天然更要引起江东世家巨室之动怒，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批“一火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马睿在内，不外是流播南下的高档难民，这少许，司马睿在初渡江时，曾经说过“寄东谈主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篇》）。而今竟然“独霸吴东谈主”，喧宾夺主，又岂肯不使“吴东谈主颇怨”（《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呢?

“三定江南”的义兴周，当先想发动武装政变。事泄，周忧愤而死；临死对他犬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吴东谈主谓中州东谈主曰'伧’）子，能复之，乃我子也。”（《晋书·周处传子附传》）。周勰秉承父志，纠集江东田主武装，准备起兵。吴兴徐馥，杀吴兴太守袁，聚众数千；孙族东谈主孙弼起兵广德（今安徽广德东）；勰族兄周续举兵义兴，均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将奉周勰叔父周札为主。事为周札闻知，札以徐馥等疏漏起兵，成效的可能性绝少，就把勰等狡计见告政府，周勰想发动的武装变乱，至此完全失败。事实上此次叛逆是周勰发动的，然而司马睿琢磨到义兴周氏在江南的潜势力，暂时还不敢“穷治”其事，口头上对待周勰照旧和以前一样。

关联词江东世家巨室的武装势力对于东晋政权的威胁，发展到像周勰这样举行武装叛逆的地步，这使司马睿和北来的世家巨室深深感到紧张了。他们感到旧的笼络政策已不成适应新的神情，于是对有武装力量如义兴周氏、吴兴沈氏等江东世族地面主的魄力，便不得不由一味笼络而变为多方分化，用附近的技术，以达到使江东世家巨室自相镌汰的主义。其时江东世族田主武装力量较为壮健的，要数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而周氏“一门五侯，并居各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晋书·周处传子札附传》），尤为北下世家巨室所恐惧。王敦乃通过钱凤的拉拢，与吴兴沈充深相串连，如沈充搭理与王敦共灭周氏，王敦也想培育沈氏，“使充得专威扬土”（《晋书·周处传子札附传》）。于是由王敦制造借口，诬周札叔侄图谋叛乱，派沈充统兵挫折，尽灭周氏。

义兴周氏既灭，沈充遂成为王敦石友。其后王敦失败，充亦为其手下吴儒所杀。江东之豪的周、沈二族，就这样在东晋政权的分化政策下，于内耗中同归于尽。

东晋政权的确立，由于得回江东世家巨室之拥护而愈加稳重，但是当江东世族田主如周、沈二族的武装力量无尽发展，威胁到东晋政权的存在时，那么，它就会回偏激来打击江东世家巨室如周札、沈充者流；但是假使其他江东世家巨室对东晋政权还能起一定的维持作用，那么也势必会迫使北来的世家巨室作出允洽的退让。同样的有趣，当朔方的世家巨室不严重毁伤江东世家巨室的经济利益时，江东世家巨室也还能与北下世家巨室和平共处，共同爱戴东晋政权；假如江东世家巨室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毁伤，他们不但不肯阐扬维持东晋新政权的作用，致使会不吝一切来拆新政权的台。东晋政权意志到这一问题的要害性，必须速即惩办。于是北来的世家巨室就转而去征战东土——浙、闽，这就是说为了幸免南北两地面主集团间的经济突破，朔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巨室重视向东土发展经济势力，不要尽在太湖流域一带问舍求田，江东世家巨室在太湖流域的经济利益，是应该尊重而温煦的，这样，南北两地面主集团的揣度才会好转。而这时在会稽一带的世家巨室如孔、魏、虞、谢四姓[7]，他们的势力，远不足太湖地区吴郡的顾、陆、朱、张以及吴兴的丘、沈诸族。于是以王、谢为首的北下世家巨室率其系族、乡里、客东谈主、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8]。从此，南北两地面主集团之间，便从地域上分辩开各自的经济势力规模，从而两者间激化着的统治阶级里面矛盾也取得一定进度上的简陋。这样，两地面主集团此后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共同保管了江左偏安之局，有二百七八十年之久。

江东世家巨室虽然经过一定的斗争经由，使得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不受到毁伤，但是在参加政权携带职责方面，岂论在东晋抑或宋、皆、梁，比起朔方世家巨室来，照旧小巫见大巫。《南皆书·张绪传》称：“张绪……吴郡吴东谈主也。……太祖（萧谈成）……欲用绪为〔尚书〕右仆射，以问王俭（王导五世孙）。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东谈主也。’俭曰：'晋氏衰政，不不错为准则。’上乃止。”《南皆书·沈文季传》：“世祖（萧赜）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积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可见“南士”在政治上的待遇，远不足北东谈主，故南皆时，丘灵鞠（吴兴乌程东谈主）曾恨恨地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沉，士子风骚，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多余罪。”（《南皆书·体裁·丘灵鞠传》）

在这里还应该补充几句话，南北两地面主集团间诚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如何占夺管事者的地皮，如何对依附农民进行更横蛮的克扣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却完全是一致的。

王敦强横与苏峻举兵　东晋、南朝的经济军事要点，马上区而论，主如果在荆、扬二州，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南皆书·州郡志》）。两州的户口，也占了江南的一泰半。马上理和军事的神情而论，自东晋以来，又以扬州为内户，荆州为外阃。关联词扬州虽是京畿——政治核心之所在；而长江上游的荆州又因“甲兵所聚”，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又常有戒指卑劣的可能，因此，就东晋、南朝所有这个词时期的里面神情来看，荆州的镇将又经常因上游军事经济的上风，滋长贪图，威胁卑劣。《通典·州郡典》称：“荆楚习惯，……杂以蛮僚，率多劲悍。南朝鼎峙，皆为重镇。然兵强钞票，地逼势危，称兵强横，无代不有”[9]。所谓“荆、扬之争”——中央与方镇的矛盾，就是在这种神情下酿成的。

王敦的强横与叛乱，是荆、扬之争的序幕。

敦，王览之孙，妻司马炎女襄城公主。西晋怀帝时王衍荐之于东海王司马越，越用为青州刺史，后转为扬州刺史。司马睿“初镇江东，威声未著，敦与导等，齐心翼戴”（《晋书·王敦传》）。敦任统帅，筹办上游，杜灭后，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王敦既掌执了上游队列，徐徐威胁中央。司马睿以刘隗、刁协等东谈主为腹心，阴暗作了一番军事叮咛：当先充实中央的军事力量，开释扬州地区内腐败为僮客的朔方流民，把他们构成队列[10]，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各率万东谈主，分驻合肥、泗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淮阴西南），口头上是北讨石勒，内容是防患王敦。

公元322年，王敦自武昌举兵，攻下建康（时因避西晋愍帝司马邺讳，已改建邺为建康），杀戴渊、周、刁协，刘隗逃奔石勒。这一年的闰十一月，元帝司马睿死，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敦又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公元324年，王敦病重，明帝下令挞伐王敦。敦以兄含为元戎，率众三万攻建康，建康未下而敦病死，含军遂溃。敦无子，以兄含子王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含父子于长江，敦余党悉平。

王敦虽死，王含虽败，而琅邪王氏，如王导即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湘州刺史，舒子允之后为江州刺史，导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之后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仍然是其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巨室。

王敦强横上游的威胁刚湮灭，历阳（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

苏峻，长广掖（今山东莱州）东谈主。“父模，安乐相。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簿。年十八，举孝廉。”（《晋书·苏峻传》）华夏战乱，“庶民流一火，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被推为坞主。后率数百家泛海南奔，仕东晋，以破王敦、沈充功，为历阳内史，权威渐著。“有锐卒万东谈主，器械甚精”，东晋政权寄以江外（时称江北为江外）之任。

公元325年，明帝死，子司马衍（成帝）继位，年幼，王导与外戚世族地面主颍川庾亮辅政。亮以苏峻骄恣，欲夺峻兵，因而内调峻任大司农。公元327年，峻与豫州刺史祖约（祖逖弟，逖死，约领逖之众）协谋，以挞伐庾亮为名，举兵南渡长江。翌年，攻破建康，分兵转战吴县、海盐、嘉兴、余杭，又攻陷宣城，威望日盛。峻攻建康时，“因风纵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城破之后，又“纵兵大掠”，这时东晋政府的大库内尚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被峻全数掠去。

东晋的边防，上游在荆、襄，卑劣在淮南，赵宋时李纲所谓“六朝之是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宋史·李纲传》）。当今淮南的方镇既然举兵对抗中央，唯有倚赖荆楚的力量来戡定叛乱。于是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东下，灭亡苏峻，收复建康（公元329年）。祖约与苏峻举兵时，石勒派雄师进攻祖约笔据地，约军溃散，约逃奔历阳。及苏峻失败，约又率心腹数百东谈主投靠石勒。石勒藐视祖约的为东谈主，将约及其支属百余东谈主，绝对杀死。

东晋统治阶级里面，经过几次火并，既加深了东谈主民的苦难，也把江东搞得积弱不胜。除非在万不得已时，他们不肯意把兵锋转而北向，有时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策动，致使不吝采纳梗阻回复华夏的举止。以后桓温的北伐，即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了周折。

桓温的三次北伐　自王敦身后，陶侃镇守荆楚，都督八州（荆、江、雍、交、广、宁、梁、益），史称其“据微妙，执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侃死，庾亮以帝舅代侃镇武昌，而王导以丞相居中辅政。“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微妙，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成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亮字元规）尘污东谈主。’”（《晋书·王导传》）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病死，亮弟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荆、扬之争，暂得消弭。亮死，弟翼继督荆州。翼大佃积谷，发奴为兵，特地北伐，以众意不同而止。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翼病死，翼兄冰先翼死，东晋政府乃以桓温继翼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上游事权，遂采集于桓温一东谈主之身。来岁春，司马睿少子司马昱又以会稽王居中辅政，于是荆、扬之间，复形因素争对立之局。

桓温，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镇）东谈主。父彝，渡江后仕至散骑常侍、宣城内史，死于苏峻之乱。温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后代庾翼镇荆州。

温有雄才，志在收复华夏，同期他更企图以军事上的到手，来提升个东谈主的权威，以便代晋称帝。这时，蜀李氏的成汉政权已日趋衰乱，在“取乱侮一火”的策略指导下，桓温欲进兵灭蜀。温以公元345年任荆州都督，346年冬，即率兵沿江直上，留辎重于彭模（今四川彭山），亲将步卒直指成都，李势铩羽恪守。平蜀之后，温声望极高。

其时华夏的情况：公元349年正月，梁犊举义于雍城，众至十万，东出潼关，犊失败，始平东谈主马赓续举义，华夏的石赵政权启动动摇。四月，石虎忧怖病死。五月后，石赵统治集团里面矛盾恶化，石虎子石世立三十三日，为兄石遵所杀；遵立百八十三日，为兄石鉴所杀；鉴立百三日，为冉闵所杀；闵尽灭石氏、诛胡羯，胡羯死者二十余万东谈主。公元350年，徒河鲜卑慕容儁率众南下；至公元352年，灭冉闵。自公元349—352年这三年间，朔方再度大零乱，于是“赵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11]，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各还原土，谈路交错，相互杀掠，其能达人，十有二三。华夏大乱，因以饥疫……无复耕者”（《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七年）。

桓温在这时想俟机北伐，几次上表朝廷商榷进兵事宜，朝廷恐桓温北伐成效，更无法戒指，故意把桓温的建议甩掉不复。公元349年，石虎初死，虎徐州刺史王浃以寿春（今安徽寿县）降晋。东晋政府就派徐兖二州刺史、外戚褚裒任征讨大都督，率众三万北伐，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河朔士庶，回复者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余家，相与起兵附晋，乞助于褚裒”（《晋书·外戚·褚裒传》），果然“晋之遗黎，鹄立南望”，殷切期待晋兵的渡河。然而褚裒懦怯，非将帅之才，一战而败，便退屯广陵。其时河北有难民二十万东谈主，渡河欲往还复，因晋兵已经撤除，他们遭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杀掠，死一火殆尽。淮水、汉水以北，黄河以南，一度在口头上尽成晋土[12]。然而东晋的北伐之师，却并未再出。公元351年，桓温不等朝廷敕令，宣称北讨，率领雄师顺流而下，到达武昌，宰辅会稽王司马昱苦苦劝戒，温只得作罢。东晋政府又把北伐的任务交给扬州刺史殷浩。浩于是统兵北上。殷浩是个书生，只能清谈玄学，并无实战造就。公元353年，殷浩自寿春率众七万北伐，以羌族酋长姚襄（姚苌兄）为时尚，行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襄半途倒戈，挫折浩军，浩丢弃辎重，无言脱逃，士卒死伤万余东谈主。东晋的世家巨室本来就不主张北伐，至此北伐遇到周折，世族地面主琅邪王羲之（王导从子）便主张不但应该放手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13]。东晋政府在这样不利的神情下，只得把司州拨归桓温来节制，也就是说把收复河南的任务交给桓温来负责。温上表标谤殷浩，殷浩被罢免，这时谁也不成谨慎桓温的北伐了。

公元354年，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取谈襄阳，出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进攻关中，于柳（今陕西蓝田）连败秦主苻健的队列，兵锋直达长安东面的霸上。住户“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本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在关中东谈主民的积极维持下，晋军才调取得到手，迫使苻健退保长安，深沟自固，不敢交战。桓温来时，由于运载上困难，莫得大要多带食粮，其时推断春麦已熟，可割取以为军粮，不虞苻健先期“芟苗清野”，因此晋军在给养上遭受到严重困难，是年九月，温只得退兵。

公元356年，迟误在河南许昌一带的羌族酋长姚襄，进攻洛阳，桓温自江陵北伐，把姚襄击溃，襄西走关中，为秦主苻生所杀。桓温在收复洛阳以后，建议政府还都洛阳，并主张把永嘉以来播流江南的北东谈主，全部北徙河南[14]。那时南渡的朔方世家巨室，他们已在江东置立庄园，天然不肯北迁，对桓温的建议，纷纷提议异议[15]，复都洛阳之议，就此作罢。公元358年，豫州刺史出缺，朝廷初拟任命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尚书仆射琅邪王彪之以为“温居微妙，已割六合之半，其弟复处西藩（东晋豫州刺史镇姑熟，都城建康在今南京，故称豫州为西藩），非深根固本之宜”（《晋书·王传弟子彪之附传》），于是朝廷任命吴兴太守陈郡谢万（谢安弟）为豫州刺史。公元359年，万撤职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昙北征，昙因病退屯彭城，万误以为是前燕雄师压境，仓皇下令退兵，军遂溃散，万单骑逃归，于是许昌、颍川、谯、沛诸城，相次为前燕慕容氏所攻没；公元365年，洛阳又告失守。

公元363年，桓温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次年又加扬州牧，到公元369年，兼徐、兖二州刺史，荆、扬两镇，由温零丁兼任。温企图诓骗北伐得回到手，确立更高的权威，以便代晋称帝，因此决定北伐前燕。这年四月，桓温统带步骑五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启航。六月，到达金乡（今山东金乡）。由于这年夏令讲理久旱，水位低垂，如果运载食粮给养的航谈不成剖析，五万东谈主的雄师是无法北进的。因此桓温驻兵金乡，遣冠军将军毛宝生“凿巨野（即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会于净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笔名净水）”（《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为我国的河流大都由西向东，而其时行军需要，必须开凿一条由南向北的航谈出来。《水经·济水注》里称这条桓温所开的航谈为“桓公渎”[16]。本来这里有一条久已淤塞的河谈叫“急流”，桓公渎就是诓骗急流旧谈从头加工浚凿，把泗水和巨野泽接通，再通过巨野泽的东北角和净水相链接。桓温还嫌净水的水源不旺，因此他进一步把汶水引入净水[17]，然后使军用舰只能以由净水驶入黄河。这条桓公渎虽然开凿成了，然而在朔方，秋冬之际雨水罕有，水位骤落，航谈涩滞，这一条新凿的运河以后能否剖析无阻，仍存在着严重问题。桓温的谋士郗超曾为此事向桓温镇静提议：“净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指前燕）不战，庆幸又绝，因敌取资，复无所得，此危谈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声，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庶民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赢输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效费力。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指前燕）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全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费力。”（《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郗超指出秋冬之际，水更涩滞，粮运困难，因此提议两个决议：一个是本年顿兵河、济，蕴蓄食粮，到来岁再进兵；一个是直趋邺城，决赢输于一战。而桓温以为第一个决议太迟缓，使前燕有了准备时期；第二个决议，直扑邺城，一决赢输，又太冒险。是以都莫得选拔。

桓温亲率水军自净水经四渎口（今山东长清西南、东阿东北）入黄河[18]，舳舻数百里，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另外派遣建威将军檀玄自陆路进军，在黄墟（今河南杞县东南）击溃了前燕征讨大都督下邳王慕容厉的二万队列。时尚邓遐、朱序又在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打败了燕将傅颜的队列，军事神情的发展对东晋特殊有益。枋头离前燕国都邺城只好二百里地，前燕君臣紧张特殊，一面向苻秦王朝求救，但愿苻秦从洛阳出兵侧击，牵制晋军北进；一面作好出奔龙城（今辽宁向阳）的准备。同期改派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兵五万抵御晋军。

桓温七月间到达枋头，果然不出郗超所料，“欲务持重”，不敢直趋邺城。到了这年九月，朔方赓续缺水，桓公渎水位低垂，接近干涸，不成诓骗了。桓温在进兵之初，曾命豫州刺史袁真进兵谯（郡治谯，今安徽亳州）、梁（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直趋荥阳（今河南荥阳），想叫他翻开荥阳的石门（即汴口）[19]，把黄河水引进蒗荡渠下注汴渠，以相同淮、泗水运，使水军能由这一条水谈，送还淮上。袁真虽然攻克了谯、梁，却不敢进兵荥阳，打不开石门。慕容垂又命其弟范阳王慕容德率领精骑一万五千，加强了石门的防患力量，袁真更难完成夺取荥阳、翻开石门这个策略任务了。桓温悬军深化，粮储已竭，只得退兵。退兵时因无法走水谈由河入蒗荡渠，由渠入汴，只好焚毁船舰，丢弃辎重刀兵，自陆路由东燕县（今河南延津东北三十五里，其时在黄河南岸）经仓垣（今河南开封市东北），走路七百余里，退到襄邑（今河南睢县西）。慕容垂率马队八千追踪追击，慕容德先伏劲骑四千于襄邑东涧中，与垂夹攻晋军，晋军大北，失掉了三万多东谈主。东晋收复的淮水以北的失地，重又丧失。

桓温北伐的失败，正如前燕谋臣申胤所意象的：“以温本日威望，似能有为，然在吾不雅之，必无成效。何则?晋室虚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齐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肯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可见东晋统治阶级里面矛盾——荆、扬之争的持续和扩大，牵制着桓温，致使浮松桓温的北伐，成为他北伐不成得回到手的主要原因；天然，桓温本人的缺陷——企图在到手以后作念天子，也使他的北伐劳动受到不利的影响。不外桓温的三次北伐，给予氐族、羌族、鲜卑族的统治者一定的打击，在客不雅上并维持了朔方各族东谈主民的反压迫斗争，些许合适了其时华夏东谈主民的愿望。

枋头败后，桓温为了挽救自身权威的低垂，于公元371年废天子司马奕，拥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这时桓温已经六十岁了。翌年，司马昱病死，昱子司马曜（孝武帝）继位，温业已有病，要求加九锡，这是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宰相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故意拖延，拖上九个月，桓温等不到荣典颁发，就病死，东晋王朝又拖长了四十多年。

东晋帝系表　东晋十一帝，一百四年。

* * *

[1]　《晋书·刘颂传》颂上疏曰：“……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朝湮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新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

[2]　《晋书·贺循传》：后为武康令……政教大行……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文章郎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历试二州，刑政郑重。前蒸阳令郭讷……才足劳动。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改过邦，朝无知音，居在遐外……诚以……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东谈主为京城职者……”

[3]　《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胡三省注曰：扬州统郡十八，帝割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建安、南康、晋安属江州。扬州统十一郡，今止推〔顾〕祕督丹阳、宣城、毗陵、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九郡；淮南、庐江在江北，不与也。

[4]　见《晋书·陈敏传》。《资治通鉴》晋惠帝永兴二年：敏遂据有江东，以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阳内史，周为安丰太守。凡江东强人名士，咸加收礼，为将军郡守者四十余东谈主；或有老疾，就加秩命。

[5]　《晋书·王戎传》：从弟衍，字夷甫。……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念念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东谈主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考异》曰：《晋春秋》：“王衍言于太傅越，以王澄为荆州，敦为扬州，据吴、楚以为形援，越从之。……”按《晋书·王敦传》：自青州入为中书监，……出为扬州。

[6]　《晋书·刘琨传》：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为并州刺史。……琨在路上表曰：“臣……九月末得发，谈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击疲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连续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太太；……白骨横野……感伤温顺。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击寇。……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时……并土饥馑，庶民……南下，余户动怒二万。寇贼纵横，谈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东谈主，转斗至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东谈主色。崎岖成林，虎豹满谈……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庶民负楯以耕，属鞬而耨。琨……在官未期，流东谈主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东谈主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接踵。……〔刘〕聪遣子粲……乘虚袭晋阳……琨引猗卢并力攻粲，大北之，死者十五六。……愍帝即位，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

《北堂书钞》卷165注引王隐《晋书》：琨与丞相书云：“不得进军者，实因无食。编草盛粮，不盈旬日。夏则桑椹，冬则莹豆，视之哀叹，使东谈主气尽。”

《晋书·刘琨传》：〔元〕帝……拜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寻猗卢……病死，部落四散……箕澹等帅〔猗〕卢众三万东谈主，马牛羊十万，悉来归琨，琨由是复振。……属石勒攻……琨……击澹，大北之，一军皆没，并土震骇。寻又灾旱，琨穷蹙不成复守。幽州刺史鲜卑段匹数遣信要琨……琨……率众赴之……竟为匹所……害（公元317年）。

[7]　《世说新语·赏誉篇》：“会稽孔沉、魏、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桀。”同篇魏隐昆季条注引《魏氏谱》：“隐，会稽上虞东谈主，历义兴太守、御史中丞。弟，黄门郎。”

[8]　宋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唐林《闽中记》：永嘉之乱，华夏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

明何乔远《闽书》卷152：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

[9]　晋王敦、桓温、殷仲堪、桓玄，宋谢晦、南郡王刘义宣、袁、沈攸之、桂阳王刘休范，皆陈显达，梁武帝萧衍，陈王琳、华皎，皆自微妙拥兵东下。

[10]　《晋书·元帝纪》：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五月庚申，诏曰：“……其免中州良东谈主受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晋书·刁协传》：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

《晋书·戴若念念传》：发投刺王官千东谈主为军吏，调扬州庶民家奴万东谈主为兵配之。

《晋书·刘隗传》：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东谈主镇泗口。

《晋书·王敦传》：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念念为征西将军，悉发达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敦率众内向……上疏曰：“……免良东谈主奴，利己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廪，今便割配，皆充隗军。……又徐州流东谈主，贫困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一火灭一火，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阵势，身所不足，有所不得，辄罪本主，庶民哀愤，埋天怨地。……”

[11]　《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七年胡三省注：石虎破赵嶷，徙青州之民；破刘胤、石生，再徙雍州之民；破段匹及为燕所败，徙幽州之民；石勒南掠江汉，徙荆州之民。

[12]　《晋书·穆帝纪》：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六月，石遵扬州刺史王浃以寿阳来降。七年正月辛丑，鲜卑段龛以青州来降。五月，〔石〕祗兖州刺史刘启自鄄城来奔。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十一月，石祗将姚弋仲，冉闵将（《冉闵载记》作“闵兖州刺史”）魏脱各遣使来降。十二月，石季龙故将（《冉闵载记》作“闵徐州刺史”）周成屯廪丘，高昌屯野王，乐立（《冉闵载记》作“荆州刺史乐弘”）屯许昌，李历屯卫国，皆相次来降。

《晋书·冉闵载记》：闵平南高崇、征虏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三河归顺。

《晋书·穆帝纪》：永和八年七月，石季龙故将（《南皆书·州郡志》作“秦州刺史”）王擢遣使请降。

[13]　《晋书·王羲之传》：〔殷〕浩……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羲之〕又遗浩书曰：“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成片晌去怀。以戋戋江左，所营综如斯，六合寒心，固以久矣。……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守旧镇，自长江之外，羁縻费力。……”又与会稽王（司马昱）笺，陈浩不宜北伐，……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以戋戋吴越，治国安民十分之九，不一火何待！……愿殿下……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

[14]　《晋书·桓温传》：隆和初（公元362年）……温……欲还都洛阳，上疏曰：“……伏惟陛下……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守旧京，疆理华夏……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一火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言还都洛阳），众星斯仰……则晋之余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消一火之无日，骋念念顺之心，饱读雷霆之势，则二竖（苻氏、慕容氏）之命，不诛而自绝矣。……自立胡陵暴，中华荡覆，无言失据，权幸扬越……而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自后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臣……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剪除崎岖，驱诸虎豹。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然后陛下……朝服济江，则天地之内谁不幸甚！……”

[15]　《晋书·孙楚传孙绰附传》：时大司马桓温……以河南初平，将移都洛阳。……而北土陌生，情面疑惧。……绰乃上疏曰：“……怀、愍不建，沦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中夏荡荡，一时横流。……中宗（司马睿）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东谈主费力，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黎民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陌生，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宗子老孙，一火者丘陇成行。……温今此举……庶民震骇，同怀危惧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趣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不胜一击，将顿仆谈涂，飘溺江川，仅有达人。……自古今君主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因何舍百胜之长理，举六合而一掷哉！……”

[16]　《水经·济水注》：济水故渎又北，右合急流。水上承巨野薛训渚，历泽西北，又北径阚乡城（今山东汶上西南南旺湖中）西，又北与济渎合。自〔薛训〕渚迄于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急流。桓温以太和四年率众北入，掘渠通济。至义熙十三年，刘武帝（刘裕）西入长安，又广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谓之桓公渎，济自是北注也。

[17]　《水经·济水注》：济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谓清口也。郭缘生《述征记》曰：“清河首受急流、北注济。”或谓清即济也。《禹贡》济东北会于汶，今枯渠注巨泽，巨泽北则清口，净水与汶会也。

[18]　对于桓温水军由清入河，我以为是从四渎口参加黄河的。《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北流，径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济水受河也。……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桓温自净水入黄河以后，进屯武阳（东武阳，今山东莘县西南朝城）。如果不是从平阴、东阿一带参加黄河，就无法解释水军会经过武阳的。当今有些同道以为桓温的进军枋头，是由济水入汴入河，再折而向东至枋头，这是值得商榷的。胡三省《通鉴》注以为净水在东燕县入河，东燕在今河南延津东。如果桓温由东燕入河，也已绕过了东武阳，是以也说欠亨。自后刘裕伐后燕，水军分两路，一齐由沈林子、刘遵考率领，出石门（即荥阳的汴口），自汴入河；一齐由王仲德为时尚，“开巨野入河”。开巨野入河，就是走桓温北伐前燕开桓公渎去枋头的老路。接着刘裕亲率雄师北上，亦然走王仲德“开巨野入河”的这条水路。《水经·济水注》“济水又东北径垣苗城西，故洛当城也。伏韬《北征记》曰'济水又与净水合，流至洛当’者也。宋武帝西征长安，令垣苗镇此，故俗又有垣苗城之称。”垣苗城就在四渎口的东南面，刘裕为了确保四渎口的水运剖析，是以才叫垣苗以重兵镇此。《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说：刘裕“自淮、泗入清河，将溯河西上”。又说：“裕引军入河，以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戍。”在今山东茌平西南。“留戍”两个字，意味着向弥是追随刘裕进军的，刘裕率水军西进，经过，以为这是一个策略要塞，有把向垂危住来戍守的必要。可见是刘裕水军经过的地方。《资治通鉴》又说：“魏东谈主以数千骑缘河随裕军西行，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东谈主所杀。”自后刘裕派遣朱超石、丁等率二千七百东谈主挫折，魏东谈主奔溃，“退还畔城”。畔城在今山东聊城界内，可见北魏队列在黄河北岸滋扰刘裕的水上行军，也不出聊城一带。《资治通鉴》又说“王仲德水军入河”，取滑台。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也在东燕县东。由此可见刘裕、王仲德都在滑县、聊城以东，由净水经四渎口入黄河，而不是由东燕县入黄河，更不是由汴水入黄河。是以我以为桓温亦然一样，由平阴、东阿一带经四渎口入河，而不是由清溯汴入河。

[19]　荥阳的石门即自后的汴口白丝足交，在晋、宋时期是策略要塞。现略释如下：

《水经·河水》：“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郦谈元《水经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汉……灵帝建宁（公元168至172年）中，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

《水经·济水注》：“〔汉〕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魏太和（公元227至229年）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

第二节 朔方流民的南下与东晋政府的对策

朔方流民的南下　西晋永嘉以后二三百年间，参加华夏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汉族东谈主民的压迫和克扣，特殊骄贵，他们对汉族农民，不是呼为“汉狗”、“贼汉”，即是呼为“头钱价汉”[1]，“禁令尖刻，动加诛”（《南皆书·王融传》）。在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汉族东谈主民合股被压迫的各少数昆季族东谈主民，自始就莫得罢手过起义，到处举行武装举义，而且如梁犊的举义，终于摧毁了最骄贵的石赵统治政权。此外，在每逢少数民族贵族统治权动摇之际，朔方通向江南国境的禁闭线上，随机绽裂出一个缺口，那些本来“南向而泣，昼夜以觊”的华夏东谈主民，就“北顾而辞”（《南皆书·王融传》），像潮流似地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天然，江南广漠而饱和的耕地的垦辟，亦然朔方东谈主口南移的一种劝诱力。

华夏东谈主民流一火南下，除了巴、蜀流民在永嘉之前已布满荆、湘一带外，此外不错分作七个时期。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朔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2]。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这是第二个时期[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犊举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4]。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胜，苻坚败一火，黄河流域再度分裂，华夏流民相率渡江，这是第四个时期[5]。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递次收复，既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7]。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8]。

华夏东谈主民流徙南下，采集在荆、扬、梁、益诸州，据谭其骧评释的统计（见《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移动》，载《燕京学报》第15期），今江苏长江南部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长江北部的扬州市及淮阴一带，其时所接管的移民，以今之山东地区及苏北移民为主体，河北、皖北副之。今皖南的芜湖与江西九江隔邻及皖北，河南的淮水以南、湖北的东部，其时所接管之移民，以今之河南及皖北移民为主体，河北、苏北副之。今山东省黄河以南，其时所接管的移民，以今之河北及山东之黄河以北移民为主体。今湖北江陵、松滋及湖南北部安乡一带，其时所接管的移民，以今之山西移民为主体，河南副之。今河南、湖北二省的汉水流域，上自郧西、竹溪，下至宜城、钟祥，以襄阳为中心，其时所接管的移民，以今之陕西及河南的西北部移民为主体。今四川自成都东北沿川、陕通途及陕西之汉中，其时所接管的移民，以今之甘肃及陕西北部移民为主体。综不雅移动的大势，是我国朔方的东部东谈主民，迁移到我国南边的东部；我国朔方的西部东谈主民，迁移到我国南边的西部。

谭其骧评释把《宋书·州郡志》中所记录的侨州郡县之户口数作为南渡东谈主口（政府的编户皆民）之约数，自永嘉甘休刘宋之季，南渡东谈主口（编户皆民）约有九十万，占其时政府编户皆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当西晋太康之初，朔方诸州及徐州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见《晋书·地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而南渡东谈主口九十万，占朔方东谈主口总额的八分之一强。换言之，亦即晋永嘉以来，朔方平均八东谈主之中，有一东谈主移动至南边。后果使东晋、南朝所辖境域内，其政府编户皆民中六分之五为原土旧民，六分之一为北来外侨。

南渡民户，以侨寓今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侨寓今山东者约二十一万，侨寓今安徽者约十七万，侨寓今四川及陕南之汉中者约十五万，侨寓今湖北者约六万，侨寓今河南者约三万，侨寓今江西、湖南者约各一万余。

寰球侨寓东谈主口中，侨寓今江苏者即有二十六万东谈主。而南徐州（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一州拥有侨寓东谈主口二十二万余，几占有全省侨寓东谈主口总额的十分之九。南徐州内侨旧东谈主口共计为四十二万余，若侨寓东谈主口二十二万余，则比旧有东谈主口多二万余东谈主。

不外在这里咱们应该极度指出，上头的侨寓东谈主口统计数字，只是指政府的编户皆民而言。北来的世家巨室在过江之后，为了统治东谈主民，确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同期也在江南火耕水种的地域中，发展他们我方的庄园别墅。在流离零乱之中，世家巨室致力于招揽部曲、佃客以加多我方的克扣对象，而流徙民庶又不得不依附世家巨室以图得回耕作的地皮，于是在江南各地，由依附庇荫而形成的一种中古庄园形态，也愈加发展起来。《世说新语·政治篇》注引檀谈鸾《续晋阳秋》云：“自华夏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萧子显《南皆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时庶民受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南史·皆本纪》称：“诸郡役东谈主，多依东谈主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其时“南北权豪，竞招游食”[9]，如山遐为余姚令，“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到县八旬，出口万余”（《晋书·山涛传孙遐附传》），可见其时世家巨室庇荫户口数量之多。荫附的东谈主户，不再向政府报告户口，从此成为世家巨室庄园下的佃客、部曲，他们的东谈主数不会比在政府编户皆民之内的北来外侨为少。因此，上头外侨的数量，也不外是一个约数，其移民的实在数字，可能还要逾越不错算出的侨寓东谈主口的总额。

由于华夏东谈主民的无数南移，因此唐诗东谈主张籍的《永嘉行》中，有“北东谈主避胡多在南，南东谈主至今能晋语”的说法。

侨州郡与土断制　永嘉以后，华夏地区东谈主民无数南徙，倘若东晋政府不成实时很公务理这一问题，不但会失去作为侨寓政权的克扣对象，而且西晋末年的流民举义，又会重演。因此，东晋政权以及自后采纳东晋的刘宋政权处理北来外侨的对策，除了拉拢流民领袖如祖逖、苏峻、郗鉴、康穆等，让他们参加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机构之外，还在长江南北，梁、益通路，陆续成立北来外侨原籍地区的地方机构——侨州郡。《隋书·食货志》所谓：“元帝寓江左，庶民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东谈主。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经常散居，无有土著。”只消注籍侨州郡户口簿上，就不错得回优复（免调役）等等的优待。在其时，兵役和国度租调的重任，成为编户农民歇业的要害原因，政府对侨州郡东谈主民，作出这一规矩，不单是对延长侨州郡东谈主民——编户农民歇业时期的到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劝诱华夏地区东谈主民像狂潮似地涌向江南，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同期，其时北来的世家巨室，相互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地望在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有如自由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馆标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馆”、“常州盛公馆”者然。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江南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奋斗秀美，因此，他们也必会提议：琅邪（或陈郡）“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了[10]。

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琅邪东谈主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邪外侨。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朔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邪郡。朔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琅邪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东谈主），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11]，这不错算是侨郡县的首创。其后侨置纷纷，以长江卑劣而言，在东晋渡江之初，由于从兖州、青州以及徐州北部（淮水以北）南下的外侨较多，是以东晋政府当先在京口界内侨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初在京口，其后迁往江北之广陵），在广陵界内侨立南青州，在芜湖界内侨立南豫州等州一级的机构；然而其他如幽州、冀州流徙南下到达江南的外侨，东谈主数较少，就不缔造州一级的机构，而只是在大江南北侨置幽、冀诸州的郡级或县级的机构，并把它们拨给南徐、南兖、南青等州来管辖，这样，以南徐州一州而论，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等州的郡邑。这种纵脱分合地区、纵脱侨置郡县的后果，到了自后，以今天常州一地而论，在其时就设有十五六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的流寓郡县，果然搞得“紊乱无纪，名实俱违”。如沈约《宋书》诸志总序所说：“自戎狄内附，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树邦邑，念念守旧井”，于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因此不得不“省置错杂，日回月徙”，“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故魏邦而有韩邑，皆县而有赵民”，“版籍（户口册）为之浑淆，职方（掌管版图图籍的政府机构）所不成记”了。

跟着时期的推移，一方面版籍浑浊，而流寓郡县仍然未改；一方面北来外侨，已因从事坐蓐而有镇定的生涯。到这时候，东晋、南朝的统治者，以为以前优待侨州郡东谈主民而作出的优复等等办法，已隐藏其曾经有过的风趣。为了政府的“财阜国丰”（《宋书·武帝纪》）计，为了“京口”的“兵可用”计，天然有移动地方行政机构，实行“土断”，取消优复等等优待办法之必要了。

土断的主义，不是在于打消侨置郡县。因为历次土断以后，虽也裁撤了或合并了一些流寓的地方机构，然而却把那些保留住来的和江南固有的地方行政机构，羼杂编制了起来，经常把江南的县邑，转动给侨州郡去管辖，俾使侨州郡有了内容辖地，如义兴郡本属扬州，由于南徐州总揽下的许多侨郡县和义兴郡接界，因此就把义兴郡改隶到南徐州之下；于湖（在今安徽当涂南三十八里）本来是属于扬州丹阳郡的，其后成为淮南郡的治所（淮南郡原治寿春）；当涂县（今安徽怀远）底本是属于治所设在寿春的淮南郡的，以后也跟着淮南郡撤除，在于湖县境内成立了侨置当涂县，到了自后，底本在江南的于湖县，在地图上却隐藏了，侨置确当涂县反而代替了于湖县的位置；武进（今江苏常州市）和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南十八里丹徒镇）县，本来是属于扬州晋陵郡的，以后丹徒变成南徐州南东海郡的辖地，晋陵郡也由扬州改隶于南徐州。这样一来，所谓土断，不但莫得透彻裁撤侨置郡县，而且还搅散长江中卑劣固有的旧地方行政系统。这种南北地名分合交叉的后果，除了客不雅上秀美出南北两地面区东谈主民在这种经由中的大交融之外，只好使东谈主的地域不雅念零乱。同期，从这少许来看，也就不错证据土断制的主义，并不重视于裁撤流寓的郡县。

那么土断制的主义是什么呢?

土断制的中心内容，是想通过整理户籍，以便于政府统一进行对编户皆民的克扣——就是北来外侨，也不例外。东晋时范宁曾说：“荒郡（侨郡）之东谈主，星居（漫步）东西，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12]。刘宋时柳世隆亦称：“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散居）”[13]。这些北来外侨，居处既然这样漫步，对政府来说，不但查实户口，有所困难；就是在翌日取消优复等等办法之后，呼召役调，也无法进行。因此，在移动地方机构之后，对北来外侨，就须用乡里的组织花样，把他们编制起来，固着于地皮之上，作为政府牢固的克扣对象，这就是土断东谈主户的主义。

第一次土断，在东晋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中，可惜史无明文[14]。第二次土断在成帝咸康七年（公元341年）。此次土断，为了使北来外侨保留着翌日在旧地收复之后，还不错回复原籍的但愿，因此在取消流寓郡县之后，把户籍分作两种花式，一种是黄色的户籍，所谓“黄籍”，是正规的土著的户籍；另一种是白色的户籍，所谓“白籍”，是北来侨户的户籍[15]。第三次土断，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大阅户东谈主，严法禁，称为庚戌制”（《晋书·哀帝纪》）。第一、二次土断，都莫得第三次土断知名。第三次土断的敕令，是在三月月吉庚戌那一天颁布的，因此称为“庚戌制”，也称为庚戌土断。主理此次土断的是桓温。由于取消侨州郡优复等等办法之后，政府对北来外侨的克扣加紧加重，尤其是笨重的兵役，成为以后北来外侨歇业的主要原因，因此，北来外侨经常在土断之际，隐退不报户口，或去苦求世家巨室，取得他们保护，以期阴私比起世家巨室的克扣来远为笨重的政府调役。因此桓温在引申土断法时，不得分歧隐退户口的世家巨室，给以笨重的打击，如东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会庚戌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违禁，收付廷尉”（《晋书·彭城穆王权传玄孙玄附传》）。又其时王彪之为会稽内史，“一火户归者三万余口”（《晋书·王传弟子彪之附传》），这也证据庚戌土断的透彻。由于引申得比拟透彻，政府的收入增多，是以经过此次土断之后，史称“财阜国丰”。以后谢安当国，组织北府兵，也就是在这一次土断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后，东晋义熙八年、九年（公元412、413年），进行第四次土断[16]。这时刘裕当国，先是会稽四姓中的余姚世族地面主虞亮，因“藏匿一火命千余东谈主”，被裕处以死刑，于是“豪强骚然，遐迩知禁”（《宋书·武帝纪》），是以此次土断，也能大张旗饱读。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在晋陵郡界内（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者，不在土断之例外，其余皆依界土断，“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宋书·武帝纪》）。经过此次土断后，一直到宋文帝刘义隆元嘉末年，一般仕宦对户籍算帐职责，不错说都比拟疼爱[17]，因此，在皆、梁之际，再度整理户籍，照旧以宋元嘉黄籍为依据的。到了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始课南徐州外侨租”（《宋书·孝武帝纪》）。其后又有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秋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的第五次土断。宋后废帝刘昱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的第六次土断[18]，皆高帝萧谈成建元三年（公元481年）土断江北侨郡县的第七次土断[19]，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梁书·武帝纪》）的第八次土断，入陈之后，又有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的南朝终末的一次土断[20]。

土断以后，政府克扣对象增多，同期北来外侨不再享受优复待遇，因此酿成一时的“财阜国丰”风物。但是租调的日益加重，和东晋、南朝政府在遥远持续的生意中强迫北来外侨服兵役，使得他们生涯虚浮，何况虚浮劳能源，不成进行简短的再坐蓐，除了由债务东谈主变为奴客之外，再莫得别的出息了。

* * *

[1]　《北史·恩幸·韩凤传》：凤恒带刀走马，未曾安行，目张拳，有啖东谈主之势。每咤曰：“恨不得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凤……尤嫉东谈主士。……未曾与东谈主相相接，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北史·高允传》：驯从祖弟祐，祐从子昂，昂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练兵于武牢。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焉。……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按“头钱价汉”《资治通鉴》作“一钱汉”，胡三省注曰：“言汉东谈主之贱也。”

[2]　《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难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

《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独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

《晋书·地舆志》司州序：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非本所也。

《晋书·地舆志》徐州后序：永嘉之乱，临淮、淮陵并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置……琅邪郡……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又置顿丘郡，属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等郡，以属徐、兖二州。

[3]　《宋书·州郡志》：〔扬州〕淮南太守：……其后华夏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

《宋书·州郡志》南兖州刺史：华夏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

《宋书·州郡志》南豫州刺史：晋江左胡寇苍劲，豫部歼覆。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刺史祖约始自谯城退还寿春。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治芜湖。

[4]　《晋书·石季龙载记》：荆、楚、徐、扬，流叛略尽。

《晋书·冉闵载记》：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原土，谈路交错。

《晋书·外戚·诸裒传》：石季龙死，裒上表请伐之。……裒率众三万，径进彭城，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使还镇广陵。时石季龙新死，其国大乱，遗户二十万口，渡河将归顺，乞师解救。会裒已旋，威势不接，莫能自拔……死一火咸尽。

《宋书·郡州志》〔益州〕安固太守：张氏于凉州立，晋哀帝时，民流入蜀，侨立此郡。

[5]　《宋书·州郡志》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一火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独立侨郡县。

《南皆书·州郡志》：雍州……自永嘉乱，襄阳民户流荒。……〔晋安帝时〕郗恢为雍州，于是旧民甚少，新户稍多。

《宋书·州郡志》：〔南豫州〕南谯太守：晋孝武太元中，于淮南侨立郡县。……南梁太守：晋孝武太元中，侨立于淮南。

《宋书·州郡志》：秦州刺史：……晋孝武复立，寄治襄阳。安帝世，在汉中南郑。……西京兆太守：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领县三，户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西扶风太守：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领县二，户百四十四。

《宋书·州郡志》〔益州〕怀宁太守：秦、雍流民，晋安帝立。……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一十五，口五千九百五十，寄治成都。……始康太守：关、陇流民，晋安帝立。领县四，户一千六十三，口四千二百二十六，寄治成都。……晋熙太守：秦州流民，晋安帝立。领县二，户七百八十五，口三千九百二十五。

[6]　《宋书·州郡志》司州刺史：……晋江左以来，沦没戎寇，虽永和、太元王化暂及，太和、隆安还复湮陷。……武帝北平关、洛，河内底定，置司州刺史……少帝景平初，司州覆灭于北虏。文帝元嘉末，侨立于汝南（悬瓠），寻又废省。明帝复于南豫州之义阳郡立司州，渐成实土焉。

《宋书·州郡志》〔雍州〕冯翊太守：……三辅流民出襄阳，文帝元嘉六年立。……南天水太守：……本西戎流寓，今治岩州（汉水中之洲，在襄阳隔邻）。……领县四，户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一百二十二。……华山太守：胡东谈主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堤（襄阳城东北之堤），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九十九，口五千三百四十二。《梁书·康绚传》：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东谈主也。其先出自康居。……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东谈主所推，接踵为华山太守。

《宋书·武帝纪》：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

《南皆书·州郡志》梁州：……宋元嘉中……氐虏数相攻击，关、陇流民多隐迹归化，于是民户稍实。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年秋八月甲申，以关中流民出汉川，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

《宋书·州郡志》〔秦州〕冯翊太守：三辅流民出汉中，文帝元嘉二年侨立。领县五，户一千四百九十，口六千八百五十四。……陇西太守：……文帝元嘉初，关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归化，六年立。今领县六，户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

[7]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熟，合万许家。

《宋书·州郡志》〔冀州〕魏郡太守：……江左屡省置，宋孝武又侨立。……领县八，户六千四百五，口三万三千六百八十二。……顿丘令：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归顺，孝武孝建二年立。临邑令：……孝武孝建二年，与顿丘同立。……河间太守：……江左屡省置，宋孝武又侨立。……领县六，户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一万七千七百七。……顿丘太守：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领县四，户一千二百三十八，口三千八百五十一。……高阳太守：……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领县五，户二千七百九十七，口一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勃海太守：……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五，口万二千一百六十六。

《宋书·州郡志》〔秦州〕北扶风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领县三。

[8]　《宋书·州郡志》〔南兖州〕北淮太守：宋末侨立。……北济阴太守：宋失淮北侨立。……北下邳太守：宋失淮北侨立。……东莞太守：宋失淮北侨立。

《宋书·州郡志》兖州：……宋末失淮北，侨立兖州，寄治淮阴。……高平太守：……宋明帝泰始五年，侨立于淮南当涂县界。……东平太守：……宋末又侨立于淮阴。

《宋书·州郡志》青州：……明帝失淮北，于郁洲侨立青州，立皆、北海、西海郡。

《宋书·州郡志》徐州：……魏、晋、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没寇，侨立徐州，治钟离。

《宋书·州郡志》〔雍州〕北河南太守：晋孝武太元十年立北河南郡，后省。……明帝泰始末复立，寄治宛中。……弘农太守：……宋明帝末立，寄治五垄。

[9]　《晋书·颜含传》：过江……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花消，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东谈主足。……”

[10]　《南皆书·州郡志》北兖州：镇淮阴。……宋泰始二年，失淮北，于此立州镇。建元四年，移镇盱眙。……所领唯平阳一郡。永明七年，光禄医生吕安国启称：“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东谈主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今虽创置淮阴，而阳平一郡，州无实土，寄山阳境内。窃见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并有实郡；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臣寻东平郡既是此州顺序，臣贱族桑梓，愿立此邦。”见许。……东平郡：寿张（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淮安（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

[11]　《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东谈主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地皮。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

[12]　《晋书·范汪传子宁附传》：〔孝武帝时〕宁又陈时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庶民之心，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华夏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东谈主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东谈主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东谈主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东谈主隶，正人则有土风之慨，庸东谈主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且今普天之东谈主，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至今，而独不可?凡荒郡之东谈主，星居东西，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动怒五千户，不得为郡；动怒千户，不得为县。……”

[13]　《南皆书·州郡志》：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南兖州〕刺史柳世隆奏：“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混居舛止，与先相同。离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界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区域易分者，别详立。”于是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县，淮阳郡三县，东莞郡四县，以散居无实土，官长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见省，民户帖属。

[14]　《陈书·高祖纪》：〔其先〕世居颍川。……达，永嘉南迁……出为长城令……因家焉。……达生康……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东谈主。

[15]　《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夏四月，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

《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七年胡三省注云：时王公庶东谈主，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白籍者，户口版籍也；宋、皆以下有黄籍。

《太平御览》卷606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则黄籍晋时已有）。

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卷4：《通鉴》九十六，晋咸康七年，诏实王公以下至庶东谈主，皆正土断、白籍。史《释文》曰：“白籍，谓白丁之籍耳。”余（胡三省自称）按江左之制，诸土著实户，用黄籍；侨户土断，白籍。琅邪（司马睿封琅邪王）南渡，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来者，至此时各因其所居旧土，侨置郡县名，并置守令以统治之，故曰正土断。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谓以白纸为籍，以别于江左旧来土著者也。若以为白丁之籍，则王公岂白丁哉?

[16]　《宋书·谢晦传》：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正见称。

《宋书·武帝纪》：义熙九年，时民居未一，公表曰：“……在昔盛世，东谈主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然九服弗扰，所托成旧，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皆、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悲伤念本之心……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从兹迄今，弥积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混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是以未纯，民瘼是以犹在。……所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好奇所托耳。今所居累世，坟垄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请准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17]　《南皆书·虞玩之传》：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诏朝臣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中，故光禄医生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本，躬加隐校。……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籍为正。……今户口些许，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阙，弊亦有以。……”

[18]　《宋书·后废帝纪》：元徽元年八月辛亥，诏曰：“分正直俗，著自虞册……故井遂有辨，闾伍无杂……虽绵代殊轨，沿革异仪，或民怀迁俗，或国尚兴徙，汉阳列燕、代之豪，关西炽皆、楚之族，并通籍新邑，即居成旧。洎……中州黎庶，襁负扬越，圣武造运……申土断之制。而……岁馑凋流，戎役惰散，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

[19]　《南皆书·柳世隆传》：建元三年，出为使持节督南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安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上（皆高帝）欲土断江北。又敕世隆曰：“吕安国近在西，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大佳，民始无惊险。近又令垣豫州（垣崇祖时任豫州刺史）断其州内，商得崇祖缘由，已行竟，近无云云，殊称前代旧意。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不?若无所扰，春便就手也。”

《南皆书·吕安国传》：建元二年……上（皆高帝）遣安国出司州，安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渐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附庸。……”

[20]　《陈书·世祖纪》：天嘉元年秋七月乙卯，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一火乡失土，逐食流移者，本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第三节 孙恩卢循的举义与东晋王朝的崩溃

北府兵与荆扬内争　桓温身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幼，世族地面主陈郡谢安当国[1]，桓氏让出了扬州，由桓温弟桓豁、桓冲接踵出任荆州都督，赓续掌执上游大权。桓冲不像桓温那样贪图大，不十分干预卑劣的事权，因此，荆、扬之间的矛盾，又暂时简陋了下来。

桓温因为采集在今镇江、常州一带确其时北来外侨——南徐州、南兖州侨户，“东谈主多劲悍”，在土断之后，就有把他们编成一支新军的接洽，然而接洽还没实施，桓温病死。谢安继温当国，为了充实长江卑劣的军事力量以拱卫都门、抗衡上游起见，就筹募成立这支新军。公元377年，东晋政府任命谢安兄子谢玄为南兖州刺史，负责筹组新军。谢玄又把南兖州的军府，从京口移到广陵。南徐、南兖两州侨户，纷纷应募服役，彭城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晋书·刘牢之传》）。这一支新军，经过七年以上的永恒进修，成为一支精悍能战的队列，号为北府兵（其时称京口为北府）[2]。北府兵的兴起，它不但成为长江卑劣的主要军事力量，改变了荆、扬的神情；而且在淝水会战中，在江、淮以南广大东谈主民的支援下，破裂了苻秦南侵的百万雄师，把江南从苻秦的铁骑下抢救出来。

淝水战后，东晋的统治阶级蓬勃于偏安的局势，莫得回复失地的要乞降决心，以致不成扩大战果，乘胜逐北，收复华夏。虽以北府兵之善战，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山东、河南、陕西南部等广地面区），但当东晋外部的威胁抹杀的时候，东晋统治阶级里面的矛盾却日益明锐化。王室里面和王室和世族——主、相之间，中央与方镇——荆、扬之间，伸开了纵横交叉的斗争。他们不但不成同舟而济，收复失地，反而相互牵制，浮松北伐。后燕终于攻入临淄、滑台；南燕且在青、兖一带开国；不久，洛阳又失守；淮、汉以北，悉为后秦所占；终末谯纵据益州称成都王（公元405—413年）。淝水会战后所收复的失地，就这样地递次失去，“鹄立南望”的华夏地区东谈主民，不但没能得回救助，而且在朔方再度大分裂、少数昆季族再度大出动之中，在各族统治者的骄贵统治下，半为奴虏，迂回故去。

谢何在淝水会战到手之后，进位太保、太傅，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声望极高，因此招致了天子的猜嫌，主相之间，逐渐隔阂起来[3]。他于是苦求北征，出镇广陵，内容上是在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谈子的摈弃下，被迫离开朝廷。不久安病死，司马谈子遂以司徒、录尚书事、兼领扬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代安为相。

其时孝武帝沉迷于酒色。司马谈子更是宴饮无度，时常“蓬首昏目”，“政刑谬乱”（《晋书·简文三子传》）。孝武帝与司马谈子昆季之间——同期亦然主相之间，徐徐又发生了摩擦。孝武帝任命王恭（太原王氏，世族地面主，王皇后之兄）为南兖州刺史，镇北府；又以殷仲堪（陈郡殷氏，世族地面主）为荆州刺史（淝水战后，桓冲死，桓豁子石民继任荆州刺史；石民死，王忱继任荆州刺史，时亦病死），掌执上游事权。孝武帝想培育方镇的力量，来牵制朝廷中的显赫，后果加重了统治阶级里面的分裂。

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司马谈子以太傅居摄。史称安帝“自少及长，口不成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奉这样的一个憨包来作念天子，宰辅司马谈子的权任天然更重了。谈子又援用主张镌汰方镇的王国宝（太原王氏，世族地面主。祖述，尚书令；父坦之，中书令；弟忱，荆州刺史。国宝，谢安半子）、王绪（国宝从祖弟）为心腹，以对抗王恭、殷仲堪等。国宝位至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参掌朝权”。

公元397年，王恭（这时他又成为天子的舅父）从京口举兵，以诛王国宝为借口；殷仲堪也在荆州举兵，与恭相应。东晋政府成立的北府兵，本来是为了拱卫都门、充实长江卑劣力量的，当今北府兵在王恭统带下反而连结荆州军来对抗中央，司马谈子天然无法抵御，只得把王国宝、王绪等杀死，苦求王恭退兵。

公元398年，王恭第二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桓温子，时在荆州）等起兵反应，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区）相杨期率海军为时尚，沿江东下。司马谈子以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兵抵御。那时王恭以北府将领刘牢之为时尚，元显派东谈主往说牢之倒向中央，搭理事成后用牢之代恭任南兖州刺史，于是刘牢之倒戈挫折王恭，王恭兵败而死。殷仲堪、桓玄等闻恭被杀，仓皇退走，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共推桓玄为盟主。公元399年，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杨期，据有荆州上游，东晋以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州江州刺史。桓氏世镇荆楚，故旧甚多，因此桓玄“树用腹心，戎马日盛”（《晋书·桓玄传》）。

元显自击破王恭以后，又用技术把扬州刺史的职位攘夺到手，同期他又总录尚书事，其时称“谈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晋书·会稽王谈子传》）。谈子昏醉多病，“政无大小，一委元显”，由是“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中央大权内容操在元显一东谈主手中。

元显琢磨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戒指，想确立一支由我方来指引的新军。因为其时兵源虚浮，于是下令强制征发东土诸郡（浙东）其本人或父祖本来是奴隶，费力得回放免为佃客的壮丁，采集京都，担任兵役，称之为“乐属”[4]。这一措置，不单是酿成世族对政府的普遍动怒，因而使东晋政府失去部分世家巨室的维持；而且从本来是奴隶费力得回放免为佃客身份的农民来说，更是绝大的摧毁。因为这一部分佃客，他们已经有我方的经济，有我方的坐蓐器具，具有为耕作地皮并从我方收获中拿出一部分什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管事意思，当今却被征发为兵，而兵士的身份，自魏、晋以来，就已特殊低垂，“兵驺”之名，至与奴婢并排，“谪兵”、“补兵”又是世代相袭，果然一成兵士，“辱及累世”，他们是毫不乐意去荷戈的。因此这一敕令一颁布，就搞得“东土嚣然”，终于变成孙恩、卢循携带的浙东农民举义的笔直引火线。

孙恩携带的浙东农民举义　上头提到的东晋政权发东土诸郡免奴客为乐属，只是浙东农民举义的要害原因之一。此次农民举义的主要原因，照旧由于北来的世族地面主的庄园采集在浙东一带，而他们对佃客所进行的克扣又是超乎依附农民所能忍耐的规定所致。

以王、谢为首的北下世家巨室为了幸免和江东世家巨室在经济上发生突破起见，他们把庄园安置在浙东一带。据《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与……谢万书曰：'……当与安石（谢安字）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真贵安静。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其为蓬勃，可胜言邪！……’”可见他们的大要“真贵安静”以及“与亲知时共欢宴”，就是建筑在这种“行田视地利”的基础上的。南渡的世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陈留阮氏、高阳许氏、谯国戴氏、鲁国孔氏等[5]，他们的田业，多采集在东土一带，昭着这少许，此后对孙恩携带的农民举义以后从海上登陆，得回浙东农民的积极反应，而且孙恩也以这一地区为笔据地，也就不难了然了。

自东汉于吉以来，五斗米谈就在会稽、吴郡一带传播。晋孝武帝时，有钱塘东谈主杜子恭传评释徒。琅邪巨室孙氏，“世奉五斗米谈”（《晋书·孙恩传》），孙氏南渡以后，至孙恩叔父孙泰又师事杜子恭，子恭死，泰继子恭为谈首。玄门的教义本人并不含有起义阴雨统治的企图，不外在虚浮经济关联的封建社会里，它却是连结农民发动改革的较好器具。孙泰就是借宗教去连结农民大家的，《晋书·孙恩传》称“庶民……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祝贺庆”。孙泰诚然降生巨室，但他这种作念法，也会引起东晋政府对他的怀疑，于是把他充军到广州。其时东晋统治阶级表层也有不少东谈主信奉五斗米谈。孙泰到了广州以后，被广州刺史王怀之暂任为代理郁林（郡治布山，今广西贵港东）太守（公元393—394年）。不久东晋政府又把他召操心，任命为徐州主簿，迁新安太守。王恭举兵，孙泰以讨恭为名，私合兵众，得数千东谈主，“三吴士庶多从之”。东晋政府微小孙泰作乱，司马谈子父子便诱斩了孙泰和他的六个犬子，泰兄子孙恩逃入海岛。

孙泰的信徒，听说孙泰被杀，不肯校服是真的，都以为孙泰好像蝉一样蜕壳羽化——“蝉蜕登仙”。他们纷纷给逃一火海岛的孙恩馈遗资财。这样，孙恩就在海岛上团员了一百多个决心反晋的伙伴。

公元399年，东晋政府下令“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役”，一时激起浙东依附农民普遍滋扰，孙恩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中，带了一百多东谈主从海上登陆，攻下上虞，杀上虞令，袭破会稽，东谈主数发展到好几万。“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临海（郡治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周胄、永嘉（郡治永宁，今浙江温州市）张永及东阳（郡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新安（郡治始新，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旬日之中，众数十万”，“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晋书·孙恩传》）。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乌程令夏侯等被杀，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等，纷纷放手郡城脱逃。此外南北世家巨室如南康公谢聪明、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谈、太子洗马孔福等，也都被农民举义军先后杀死。

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以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为农民军的举止中心，称他的手下为“永生东谈主”。

浙东是以王、谢为首的世族地面主庄园所在地，当今浙东陷落，笔直毁伤到世家巨室的经济利益。东晋政府要派遣雄师去弹压，弃取元戎，也天然以物色王、谢两族中东谈主物来担任为适应。北府兵老将、卫将军谢琰（谢安子）恰是那时王、谢两巨室中最有权威的东谈主物，东晋政府乃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兼督吴兴、义兴军事，去收复浙东。其时北府军知名将领南徐、南兖二州刺史刘牢之亦出师赶赴浙东，协助谢琰弹压农民军。

谢琰于公元399年十二月率军攻下义兴，击杀农民军头领许允之。接着进兵吴兴，击走农民军头领丘尪，屯兵乌程（今浙江湖州南二十五里）。分兵配合刘牢之，向钱塘江鼓吹。

孙恩见刘牢之率北府兵精锐将渡钱塘江，乃率男女二十余万口向东撤除。官军攻破山阴，杀农民军所任命的吴郡太守陆、吴兴太守丘尪、余姚令沈穆夫。刘牢之放纵队列烧杀打劫，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东谈主迹，月余乃稍有还者”（《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三年）。

孙恩率众退入海岛。公元400年五月，孙恩从浃口（在今浙江宁波市镇海东南）登陆，入余姚，破上虞，进至邢浦（今浙江绍兴市北三十五里），被谢琰派兵击退。几天后，举义军再度进攻邢浦，官军失利，孙恩乘胜逐北，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一战，阵斩自高自恃的谢琰及其二子，朝廷大震，增派北府兵将领端淑之等堵击举义军。这年十一月，孙恩大北官军于余姚。东晋政府殷切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统兵挫折孙恩。恩又退至海岛。次年二月，孙恩又自浃口以水军进攻句章（在今浙江宁波市南），转而进攻海盐，都被刘牢之部将刘裕击破。五月，恩率军北上，攻下沪渎（今属上海），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又浮海疾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丹徒镇），有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建康震惧，表里戒严，东晋政府赶忙下令驻防江北的队列入卫京都。刘牢之也派刘裕自海盐兼程赴援。孙恩知谈建康已有细心，不策动硬攻，便派兵攻破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我方率领水军浮海攻下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生擒东晋将军端淑之。但与刘裕三战三败，死伤万余东谈主，于是又从浃口远帆海岛。

这时由于东晋政府加强了沿海地区的防务，举义军得不到给养，又发生疫病，“死者泰半”（《宋书·武帝纪》）。终末于公元402年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失败，举义军失掉很大。孙恩及其家属和手下一百多东谈主，所有这个词投海而死，东谈主们便传说孙恩成了“水仙”（《晋书·孙恩传》）。举义军余众还有几千东谈主，推孙恩妹夫卢循为首长。其时东晋政权已经落入桓玄手中，桓玄正想代晋称帝，勤劳清爽局势，乃发表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在大举义失败之后，也想争取一个喘气的契机，是以口头上接管了永嘉太守的任命，内容上并莫得罢手对东晋统治阶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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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循，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东谈主，降生于朔方巨室。孙恩携带农民举义时，循即参加举义军。孙恩投海身后，循取得余部的携带权。公元403年正月，循出兵进攻东阳，被刘裕打败。同庚八月，刘裕进攻永嘉，卢循接战不利，退往晋安（郡治原丰，今福建福州市）。次年十月，又泛海攻下番禺（今广东广州市），生擒东晋广州刺史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摄（代理）广州刺史事。派他的姊夫徐谈覆攻下始兴（今广东韶关市西南）。在这期间，北府兵后起将领刘裕掌执了东晋政府的大权，正在灭亡桓玄的残余势力，无暇南顾，就在公元405年的四月，郑重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徐谈覆为始兴相。卢循也搭理了东晋政府提议的要求，把俘虏的前广州刺史吴隐之和流寓在广州的世族地面主王诞一并放回。

孙恩所携带的浙东农民举义，它不仅是为了推翻东晋在江南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同期由于参加的举义大繁密半是浙东世族庄园里奴童佃客，作为携带者的孙恩虽然我方降生世族，但为了蓬勃举义大家要求，因此也必须冷凌弃地打击或灭亡以王、谢为首的世族地面主。灭亡的对象如谢琰是谢安之子，谢肇、谢峻是谢琰之子，谢邈是谢安幼弟谢铁之宗子，谢冲是谢邈之胞弟，谢聪明是谢冲的亲生犬子而又过继给谢石（谢安弟，谢铁兄）子谢汪为子的（是以袭封南康公），王凝之是王羲之的犬子，又是谢安的侄半子。孙恩还下令赏格通缉谢方明（谢冲子，因为谢方明组织田主武装的缘由）。这正不错证据浙东是王、谢的六合，而此次浙东的农民剖析所要灭亡的对象也恰是他们。

东晋王朝的衰一火与刘裕确当国　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论里说过：江东“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而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浙东是东晋的克扣渊薮无疑。自从浙东农民举义发生之后，政府派雄师进行弹压，除了鼎力打劫之外，还放纵屠杀，把江浙地区，搞得颓残不胜，所谓“三吴……编户饥馑，公私不赡”（《晋书·简文三子传》），“饥馑疾疫”，“歼一火事极”（《宋书·孔季恭传》论），扬州的坐蓐劳动遭到浮松，荆州的势力天然独霸扬州而上。因此，荆州都督桓玄乘“东土……饥馑，漕运不继”（《资治通鉴》晋安帝元兴元年），东晋政府财政食粮都特殊困难的时候，禁闭长江，不让上游的物质向卑劣运载，“商旅遂绝”。于是卑劣的粮荒愈加严重，兵卒的食粮至以（谷皮）、橡实代替。东晋政府不得不尔，下令挞伐桓玄，以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刘牢之为时尚都督，率军讨玄。桓玄也上表指斥司马元显过错，举兵东下。公元402年三月，刘牢之为桓玄收买，北府兵不战而降于桓玄，因此桓玄取得了决定性的到手，长驱入建康，司马谈子、元显父子先后被杀。以后桓玄又逼安帝退位，公元403年十二月，桓玄我方登位作念天子，国号楚。

口头上是拔帜树帜了，内容照旧腹背受敌。东土诸郡，照旧有无数农民在“饥馑疾疫”中故去，所谓“会稽饥馑……庶民散在江湖采稆”，“顿仆谈路，死者十八九”（《晋书·桓玄传》），“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什三四，临海、永嘉〔死散〕殆尽”（《资治通鉴》晋安帝元兴元年）。这样严重问题，新王朝不但不成给以实时惩办，违抗危机还在加深。

荆州军的成效，是由于北府兵将领的倒戈迎降，以其时实力而论，能与荆州军为敌的，也就是这支北府兵。无怪桓玄以为要稳重我方荆州系统的新政权，镌汰北府兵将领的力量是他的主要任务了。因此桓玄在参加建康之后，当先剪除北府将领，夺刘牢之兵权，转牢之为会稽太守，牢之想举兵起义莫得成效，投环而死。玄又先后杀北府将领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高平相竺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刘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同期桓玄又不得不汲引一些北府后起的将领如刘裕等，来作为他的爪牙，使北府兵大要对他效忠，北府兵依旧能成为拱卫卑劣的力量。

刘裕，原籍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曾祖混，渡江侨居丹徒的京口，作念过武原令（侨县，无实土，寄治武进，属南徐州南彭城郡）；祖靖，东安太守；父翘，郡功曹。刘裕虽说是士族，然而北来外侨的生涯本来就不优裕，而裕父又早一火，故裕“尝改过洲（在今镇江市西，长江中小洲）伐荻”，“躬耕于丹徒”，“樵渔山泽”。土断以后，侨州郡的编户皆民又加重了兵役的职守，裕以士族，为北府将领冠军将军孙无终府司马，其后为前将军刘牢之府参军，随牢之弹压浙东农民举义有功，累官至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桓玄剪除北府将领，北府中下级军官东谈主东谈主危惧，然而刘裕知谈他我方还未入流，并不畏惧，对东谈主说：“今方是〔桓〕玄矫强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宋书·武帝纪》）果然，桓玄任命从兄桓脩（桓冲子）为南徐、南兖二州刺史镇北府（京口）以后，桓脩就以刘裕为参军，把他作为北府中下级军官中培养的对象。桓玄将要作念天子，桓脩兄桓谦想了解北府将领对这一要紧事件的主见，曾单独和刘裕话语。刘裕对桓谦说：“楚王（玄时封楚王），宣武（桓温谥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隐微，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这种“劝进”的示意，得回了桓氏对他的信任。然而另一方面，刘裕却在和洽北府中下级军官，密谋推翻桓玄。

公元404年二月二十八日，刘裕与北府兵中下级军官何无忌（刘牢之甥）、魏咏之、檀凭之等百余东谈主，在京口起兵，斩桓脩。同日，北府兵中下级军官刘毅、孟昶、刘谈规（刘裕弟）等，也在北府兵另一笔据地广陵起兵，斩桓玄所任命的青州刺史桓弘（桓脩弟）。毅等集兵渡江至京口，与裕会师，进攻建康。

桓玄听到北府兵叛逆，紧张特殊，派兵堵击，又被北府兵击溃，桓玄只得放手建康，退往荆州军的笔据地江陵。撤除时，还把退位的东晋天子司马德宗所有这个词带走。到了江陵之后，桓玄又“大聚兵众”，准备浮江东下，后果在峥嵘洲（今湖北鄂城）一战，水军主力两万都被刘毅所统带的北府兵击垮，桓玄溃退江陵，不久被杀。桓氏的残余势力，还在荆、湘一带赓续滋扰，过了一年傍边，才完全灭亡。憨包的东晋天子司马德宗也被迎回建康，重又登上天子的宝座。

刘裕起兵成效，以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南青二州刺史，镇京口；随后又湮灭南青州，加领南兖州刺史，于是北府重兵，都掌执在刘裕一东谈主的手中。公元408年，裕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内容掌执了东晋政权。

这时，南燕主慕容超乘东晋衰乱之际，派马队侵入东晋边境，劫掠晋东谈主充作奴婢，称为“吴口”，分送给后秦列国。公元409年二月，慕容超又派将军公孙归等率马队攻破宿豫（今江苏宿迁），掳东晋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大掠而去；在所掠晋东谈主中挑选出男女二千五百东谈主，补为乐师。随后公孙归等又侵扰济南，掳去太守赵元及男女千余东谈主。刘裕于是出兵北伐南燕。刘裕的对外用兵，一方面想蓬勃江南东谈主民抗敌的要求，以简陋国内的敌我矛盾；另一方面，刘裕也企图诓骗对外用兵的到手，确立更高的权威，使得和他同期起兵的北府将领（如刘毅、诸葛长民等）以及世家巨室折腰帖耳，不敢与他抗衡。

公元409年四月，刘裕率水军自建康启航，沿中渎水、泗水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住船舰、辎重，走陆路到琅邪，高出大岘（今山东沂水北穆陵关），六月，进围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八里）。慕容超向后秦求救，姚兴派了个使者到刘裕那处训导刘裕说：“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的申报是：“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宋书·武帝纪》）天然，后秦姚兴不外是虚声恫吓费力。公元410年二月，刘裕攻下广固，生擒慕容超（送至建康市斩首），灭南燕，收复了青、兖广地面区。刘裕的功业，这时已超轶祖逖、桓温，东晋政权中，莫得东谈主能和他抗衡了。

卢循北进的失败　当刘裕北伐南燕，得回到手的时候，卢循所携带的农民军，正从广州向江州（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鼓吹。

卢循到了广州以后，在广州住了五年零四个月。农民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待机再起。在刘裕北伐南燕期间，徐谈覆派东谈主劝卢循乘虚剿袭建康，卢循意马心猿。徐谈覆躬行到番禺对卢循说：“本住岭外……正以刘公（指刘裕）难与为敌故也。今〔刘裕〕方顿兵坚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念念归死士（指三吴旧部），掩袭何〔无忌〕、刘〔毅〕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机……若〔裕〕平皆（指南燕）之后，小息甲养众……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恐必不成当也。本日之机，万不可失。”（《宋书·武帝纪》）又说：“君若不同，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晋书·卢循传》）卢循免强高兴了徐谈覆的意见。

徐谈覆是一位刚烈大胆的农民举义将领。他攻取始兴之后，就派东谈主到大庾岭一带斫伐无数船木，运至始兴（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贱卖给住户，这时又依据原先的卖券收购船木，赶造船舰，积极准备北进。

公元410年二月，卢循和徐谈覆在始兴会合，随后分兵两路，西路由卢循率领，从始兴攻下长沙，鼓吹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准备攻取江陵；东路由徐谈覆率领，破南康（郡治赣，今江西赣州市），连下卢陵（郡治石阳，今江西吉水北）、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兵锋直指建康。农民军的战士，不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即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六年），战斗力极强。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引兵南下，抵御徐谈覆。三月，何无忌战死于豫章。刘裕得到音问，慌忙胜利南归，我方只带几十个东谈主，于四月间赶回建康。

卢循到达巴陵以后，接管徐谈覆的建议，自巴陵浮江东下，与谈覆会师，采集力量攻取建康。于是两路农民军连旗东下。东晋江、淮驻军纷纷入卫建康。豫州刺史刘毅率水军二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阻击农民军。五月，农民军在长江中的桑落洲（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大北晋兵，刘毅丢掉全部船只和辎重，带了几百东谈主无言脱逃。农民军接连打溃败府兵要害将领何无忌和刘毅，威望大振。史称“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连续”。“别有八槽船八枚（艘），起四层，高十二丈。”（《宋书·武帝纪》）十多万雄师乘胜直逼建康，进抵淮口（秦淮河入江之口，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北）。

这时东晋方面，刘裕“北伐始还，士卒创痍，堪战者可数千东谈主”。建康东谈主心惶惑，“众议并欲幸驾”（《宋书·王懿传》）。刘裕以为“若一朝迁动，便自残缺不全”（《宋书·武帝纪》），坚决不高兴幸驾。当农民军到达淮口时，东晋政府秘书表里戒严，同期征发住户修筑防患工事，沿江置栅、筑垒。稍后江、淮入卫队列陆续开到，其中有一千多强悍的鲜卑马队，分兵守卫各个军事据点。农民军到这时候便丧失了“遽然袭击，出人意外”（《孙子·计篇》）的有益战机。

卢循在北上进军中，常处于被迫地位。他开初不肯意出兵。后在行军途中得悉刘裕已经回到建康，坐窝大惊逊色，竟想退还寻阳，再占领江陵，“据〔江、荆〕二州以抗朝廷”。经过徐谈覆力求，“疑议多日”（《宋书·武帝纪》），卢循才高兴赓续进兵。这样，刘裕便赢得了周至部署的时期。

徐谈覆曾经向卢循建议，水军再行亭（在今南京市西南）到白石垒（在今南京市西北）一线登陆，登陆后焚毁船舰，使士兵下决心苦战，力求到手。卢循以为徐谈覆的建议太冒险，不是万全之计，而把战舰停靠在蔡洲（在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大江中），恭候晋军自行“溃乱”。比及刘裕完成其细心部署后，卢循方才发动进攻，率兵与晋军坚持于查浦（在今南京市阴寒山南），进至丹阳郡（在今南京市东南），转攻京口等地，并无所得。刘裕则统带北府兵主力布阵于秦淮河南岸的南塘一带，坚壁不战。

卢循自五月乙丑（五月十四日）到达蔡洲，到七月庚申（七月初旬日），顿兵建康城下两个月之久，强弩之末，食粮给养都发生困难，只好从蔡洲南撤，退缩寻阳。欲西取荆州，再与刘裕决战。这年十月，徐谈覆率水军三万西攻江陵，大北于破冢（在今湖北江陵东南），失掉万余东谈主，谈覆送还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十二月，卢循、徐谈覆又率众数万，连舰而下，先后与晋军战于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阳湖口），农民军方面又损折了数万东谈主。卢循乃收散卒数千东谈主，向其笔据地广州转动；徐谈覆也退保其笔据地始兴。次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徐谈覆被杀。三月，卢循率部到达广州，但广州州城番禺早已被晋军占领，循围攻番禺二十余日不下，于四月间南袭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转战石友州（州治龙编，今越南慈山、仙游地区），兵败投水死。

从公元399年十一月孙恩携带浙东农民举义起，到411年四月卢循在交州失败止，东晋末年的此次农民举义，前后持续了十一年零五个月之久。农民举义军转战东南半壁，东谈主民我方所确立起来的舰队，曾经溯洄赣江，纵横长江高卑劣，乘长风破巨浪于汪洋大海之上，开农民生意策略战术上未有之先例。

以孙恩、卢循为首的这一次农民举义的失败，除了因为莫得也不可能有先进阶级的携带这一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是：（一）孙恩在浙东登陆，一时得回八郡东谈主民的反应之后，未能实时地确立笔据地，成立农民我方的军政府，一见生意神情不利，便匆忙退入海岛，这样，不但失去了与大陆广大大家的关联，而且众至二三十万的农民军以及妇孺，无接洽地向海岛撤除，食粮等给养得不到保证，给农民军酿成很大的困难。（二）卢循取得农民军的携带权后，虽然选拔各式技术稳重了笔据地——广州，然而他内容上是企图割据一方，并莫得推翻东晋王朝的决心和信心；比及刘裕北灭南燕，初步蓬勃了江南东谈主民抗敌的要求之际，他迫于三吴战士的念念归要乞降徐谈覆的严正魄力，迟迟北进，使得农民军阻遏易保持其策略主动地位。（三）卢循在作战指导上经常举棋不定，“多疑少决”，不成诓骗有益战机力求到手。农民军在建康城下从上风变为颓势，从主动变为被迫，终末竟一败涂地，这主如果卢循主不雅指导豪恣所酿成的。

在卢循交州铩羽投海身后，东晋末年农民生意的终末一幕已经完了[6]。江南各地农民再度屈服于世家巨室与新兴的北府军将领的统治之下，他们从头受着骄贵的克扣与压迫，虽然他们在以前已被榨取得简直一无通盘了。

此次农民生意，给了东晋王朝严重的打击，从此它就名存实一火了。

在此次农民生意中受到笨重打击的，还有东晋政权的主要维持——以王、谢为首的北来的世族地面主，他们的仓廪被翻开，他们在浙东的庄园和财产遭到严重冲击，他们丧失了数量繁密的奴客。王凝之、谢邈的被杀，谢琰的就义，又在在证据了他们镌汰到简直不成抵牾。诚然，“死而不僵，死而不僵”，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凭藉世资”，照旧极高，关联词他们今后在政治上只是上演破碎，当庶族降生的新兴北府系统的将领夺取帝位之际，他们就只能上演捧玺绶、上劝进表变装，“将一家物与一家”这一流的变装。从此，他们被抢夺了北府兵的携带权；他们督察人核心大权，以后也徐徐被寒门庶族降生的中书舍东谈主所替代。寒门庶族降生的新兴将领作念了天子以后，为了集权中央，也毫无费神地对他们加以打击，如刘裕杀太原王愉（王坦之之子，愉官至尚书仆射、前将军）、陈郡谢混（谢安孙，谢琰子，混官至中书令、领军将军、尚书左仆射）、高平郗僧施（郗鉴曾孙、郗孙）等，都足以证据奋斗的世家巨室，至此不得不落到北府将领统治之下了。

在这种情形下，唯独得利者是新兴的北府将领，他们在农民生意的结局中得到利益，他们不仅从以王、谢为首的世家巨室手里，夺得了北府兵的携带权，灭亡了以桓玄为首的荆州系统的方镇势力，而且他们在因农民生意而崩解了的东晋王朝废地上，从头确立起新的王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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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安，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东谈主，伯父谢鲲，渡江任豫章太守；父裒，太常卿，都是流寓江表的世族地面主。以王、谢为首的朔方世家巨室，到达江东之后，为了幸免和江东世家巨室发生经济上的突破起见，他们的庄园都在东土——浙东，是以谢安早年多居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那时谢安从兄谢尚（谢鲲子）官至尚书仆射、都督豫并幽冀四州军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卒（公元357年），安兄奕继尚为都督豫兖冀并四州军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安弟万又继奕任都督司豫冀并四州军事、豫州刺史。果然“家门荣华”，江东数一数二的世家巨室。由于谢安有这些昆季先后参加东晋政权携带职责，不错代表他们这一阶级和他这一眷属的利益，因此，谢安不错“放情丘壑”，“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东晋政权既是代表世家巨室的利益的，那么，这些世家巨室为了本阶级和眷属的利益起见，每家至少有一东谈主或一东谈主以上参加东晋政权携带职责，这一生家巨室的政治地位愈高，社会地位就愈稳重，经济利益也就更能得回一定的保险和长足的发展。每个世家巨室如三世以上冠冕连续，那就成为“六合盛门”、“奕世膏粱”；倘或随机有一代接不上来，不成赓续保持原有的爵位，于是便有称为“家数中衰”或“衰门”的危险。同期，东晋王朝既然以朔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巨室为其主要维持，那么必须随时在意培养世家巨室中的青出于蓝，通过九品官东谈主等等方式，招揽他们参加政权携带职责，统治集团里面东谈主才愈充实，统治权天然也愈稳重。以谢安这个东谈主物而论，自是过江以后的第一流，作为东晋政权而论，是应该把他拉出山来的，于是便产生出“东山不起，如黎民何”的话来。然而谢安呢?仍然东山高卧（今浙江上虞西南四十五里），度着他山林隐遁的生涯，尘凡事莫得骚扰他的心怀，因为尘凡事自有他的门生、典计（庄园的照料者）去替他处理，并不必他操心，政府几次三番请他出山，他都“高卧不起”，政府致使采纳“羁系毕生”的技术，来对他进行威胁，他照旧淡然无动，“吟啸自若”。到了谢安四十多岁的时候，安兄谢奕、从兄谢尚先后死一火，弟谢万撤职北讨，兵溃单骑逃归，废为“庶东谈主”，这样一来，谢家就要“家数中衰”了。由于家数中衰，社会地位受影响，经济的利益当先会受到毁伤，陈郡谢氏处在这种不利神情下，要保持家门荣华，便只好谢安出山之一法。桓温在这时请他去当我方幕府的司马，安黾勉从命。王、谢两族，是其时世家巨室中的冠冕，只消谢安肯仕进，获致高位，是不成问题的，何况谢安一“释褐”，就和桓温确立了僚属的揣度，这对于他以后进身之阶，甚为有益：以后谢安入辅中央，由侍中而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后将军、扬州刺史、中书监、录尚书事；桓温身后，孝武帝年幼，安更独综朝权，政由安出。

[2]　《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南徐州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

《世说新语·捷悟篇》注引《南徐州记》：徐州东谈主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

《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胡三省注：“晋都建康，以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姑孰为南州。”又晋孝武帝太元二年注：“晋东谈主谓京口为北府。谢玄破俱难等，始兼领徐州，号北府兵者，史终言之。”

按南徐州刺史多兼北中郎将，故时称南徐州为“北府”，因此，在京口招募之外侨亦称之为“北府兵”。

[3]　《晋书·桓宣传族子伊附传》：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时谢安半子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东谈主，每扼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谈子昏尤甚，惟狎犯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宴集，安侍坐。……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谣喙。”声节激动，俯仰可不雅。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特地！”帝甚有愧色。

[4]　《晋书·会稽王谈子传》：世子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东谈主不胜命，六合苦之矣。

[5]　《晋书·王羲之传子徽之附传》：居山阴，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世说新语·任诞篇》：王子猷（徽之字）居山阴。刘峻注引《中兴书》曰：徽之弃官东归，居山阴也。（这是琅邪王氏王羲之一房居会稽之证。）

《宋书·谢灵运传》载《山居赋》自注：大小巫湖……并是好意思处。义熙中，王穆之（王导孙）居大巫湖，经始方位犹在。（这是琅邪王氏王导一房中居会稽之证）

《晋书·王传子胡之附传》：胡之，字修龄。《世说新语·正直篇》：王修龄曾在东山，甚短缺。刘峻注引《王胡之传奇》曰：胡之常遗世务，以高尚为情，与谢安相善也。

《宋书·谢灵运传》载《山居赋》自注：白烁尖者最高，下有肥土，王敬弘（王曾孙）经始精舍。

《南史·王裕之传》：晋骠骑将军之曾孙。……所居余杭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好意思，故时东谈主谓之王东山。……孙秀之，营理舍亭山宅，有终焉之志。

《南史·王镇之传》：晋司州刺史王胡之之从孙……桓玄辅政……乃弃家致丧还上虞旧墓。

《南史·王镇之传弟弘之附传》：家在会稽上虞……始宁（今浙江上虞西南）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宋书·隐逸·王弘之传》：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稽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末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世求，弗获从志。若夫王弘之荡袖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迷糊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费力。……”（以上是琅邪王氏王一房居会稽之证。）

《宋书·王素传》：高祖翘之（王彬子），素住东阳，隐居不仕，颇营园田之资。（这是琅邪王氏王彬一房居会稽之证）

《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中兴书》：〔谢〕安玄居会稽，与支谈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曾有处世意也。《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续晋阳秋》：初谢安家于会稽上虞县，称心山林。

《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峻，司空琰（谢安子）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所继叔父混（琰第三子）……诛，妻晋陵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多余处，童仆千东谈主……〔元嘉〕九年，东乡君（即晋陵公主，晋一火，降为东乡君）薨，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谢安）、司空琰阵势业，奴童犹罕有百东谈主。（以上是陈郡谢氏谢安一房居会稽之证）

《水经·渐江水注》：浦阳江自山东北径太康湖，车骑将军谢玄田居所在。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于江曲起楼，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儿，住户号为桐亭楼。楼两濒临江，尽升眺之趣，芦东谈主渔子，泛滥满焉。湖中筑路，东出趋山，路甚笔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鄙人，水陆宁晏，足为避地之乡矣。

《南史·谢灵运传》：祖玄……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旧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旧业，备山带江，尽幽居之好意思。……灵运因祖父之资，生业甚厚，奴童既众，义故门生数百。（以上是陈郡谢氏谢奕一房居会稽之证）

《世说新语·仇隙篇》：王蓝田（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

《世说新语·识鉴篇》：王大（王忱奶名）自都来拜墓。（王忱为王坦之子，王述孙，王述一房茔苑在会稽，其田宅当亦在会稽）

《世说新语·体裁篇》：支谈林、许〔询〕、谢〔安〕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东谈主曰：“本日可谓彦会。”《言语篇》注引《王长史传奇》：字仲祖，太原晋阳东谈主，其先经汉、魏，世为巨室。

《世说新语·体裁篇》：许掾（许询）少小时，时东谈主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屈。时诸东谈主士及林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注：苟子，王脩小字也。《笔墨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晋阳东谈主。父，司徒左长史。”

《世说新语·德行篇》：王恭（天孙，王脩子）从会稽还。（以上是太原王氏王一房居会稽之证）

《宋书·谢灵运传》载《山居赋》自注：五奥者，昙济谈东谈主、蔡氏、郗氏、谢氏、陈氏，各有一奥。……漫石在唐磁下，郗景兴（郗超，字景兴，一字嘉宾，高平郗鉴孙，郗子）经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这是高平郗氏居会稽之证）

《晋书·孙楚传》：子纂，纂子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多余年。《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中兴书》曰：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东谈主。……历太学博士、大文章、散骑常侍。《遂初赋》叙曰：“余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世说新语·言语篇》：孙绰筑室畎川。《世说新语·赏誉篇》：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注引《会稽记》：亭在山阴，临流映壑也。

《世说新语·任诞篇》：刘尹云：“孙承公（孙绰兄孙统，字承公）狂士。”注引《中兴书》：承公家在会稽。（以上是太原孙氏居会稽之证）

《世说新语·栖逸篇》：阮光禄（裕）在东山，空寂无事，常内足于怀。《德行篇》注引《阮裕传奇》：裕……陈留尉氏东谈主。祖略，皆国内史；父，汝南太守。裕累迁侍中，以疾筑室山阴会稽剡山。

《宋书·隐逸·阮万龄传》：祖念念旷（阮裕字），左光禄医生；父宁，黄门侍郎。万龄……家在会稽剡县。……永初末，自侍中解职东归。（以上是陈留阮氏居会稽之证）

《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续晋阳秋》：许询，字玄度，高阳东谈主，魏中领军允玄孙。《世说新语·栖逸篇》：许玄度隐在永兴（今浙江萧山西）南幽穴中。《世说新语·体裁篇》：时诸东谈主士及林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许〔询〕便往西寺。《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中兴书》：〔谢〕安玄居会稽，与支谈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这是高阳许氏居会稽之证）

《世说新语·栖逸篇》：戴安谈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注引《续晋阳秋》：逵（安谈之名）不乐当世……隐会稽剡山。又引《戴氏谱》曰：〔安谈兄〕逯，字安丘，谯国东谈主，祖硕，父绥，有名位，逯以功封广陵侯，仕至大司农。（这是谯国戴氏居会稽之证）

《宋书·隐逸·孔淳之传》：孔淳之……鲁郡鲁东谈主也。……居会稽剡县。……元嘉初，复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这是鲁国孔氏居会稽之证）

[6]　《宋书·褚叔度传》：高祖版行广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卢循余党刘敬谈疲顿，诣交州归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统府，叔度以敬谈等路穷请命白丝足交，事非款诚，报使诛之。慧度不加防录，敬谈招集一火命，攻破九真，杀太守杜章民，慧度讨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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